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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15，督政無疑是環保工作中zui為鮮明深刻的印記之一。

隨著我國環境保護進入新常態，面對日益復雜嚴峻的環境形勢，原有的以千軍萬馬查企業為主的環境監管模式難以*當前的工作需求，環境監管亟需新利器。

“實現由‘以查企業為主’轉變為‘查督并舉、以督政府為主’。”2015年早春，*部長陳吉寧在督查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標志著我國環境監管模式的重大轉變。

2015，可以說是我國的環保督政元年。環保督政的探索和推進，為環境管理戰略轉型、環境質量改善提供了原動力。

從“查企”到“督政”，是環境監管思路從“治標”到“治本”的重大轉變

*以來，我國一直將企業作為環境監管的主要對象。但從這些年的實踐中，我們看到：

有限的環境監管能力難以全面覆蓋數量龐大、分布廣泛的各類污染源。基層環保部門*人員不足、經費短缺、裝備薄弱，難以應對層出不窮、花樣繁多的違法行為；

地方政府對環境監管干預過多，權力越位、缺位、錯位現象普遍。地方政府環境質量負責制沒有落到實處，土政策橫行，環境問題突出，違法行為屢禁不止；

環保部門單打獨斗，擔負著與其權力不相稱的責任，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一些地方環保工作齊抓共管變成一家管，相關職能部門依法履行環保職責的責任意識和主動性不強。

查企其實是一種末端治理模式，有效果但有局限，督政則是抓決策源頭，抓關鍵少數，抓主要矛盾，有四兩撥千斤之功效。

抓督政就是抓住了環境監管的命門。

環保督政推動了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落實，讓“責任田”有人來耕

動力不足是當前我國環境治理面臨的一大問題，環保工作說起來重要、干起來不要的現象較為普遍，很多地方實際上處于被動應對的狀態。

從企業的角度來說，環境治理會增加成本、減少盈利。企業的逐利天性令其若沒有外力的驅動不會主動增加環保投入；從地方政府角度來說，在當前的政績考核激勵機制下，各地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追求GDP增長的沖動仍在，環保常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障礙；而相關政府部門的環保職能由于缺乏制度的剛性約束也難以落實到位，敷衍塞責現象較為普遍；環保部門作為統一監管部門，由于受到權力掣肘，無法做到依法嚴格監管，履職盡責舉步維艱。

由于缺乏必要的機制，各類責任主體缺乏足夠的環境治理內生動力。雖然運動式檢查、高壓式打擊、命令式管控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效果，但難以持續，很容易陷入“治理—反彈—再治理—再反彈”的惡性循環。

環保督政突出督查地方黨委政府的環保責任落實情況，實質上就是解決環境治理的原動力問題。通過對地方黨委政府的督查，將環保壓力層層向下傳遞開來。同時，通過激勵政策讓各類環境治理主體將壓力轉化為內生動力，從而形成環境治理的*機制。

環保督政推動了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制度的落實，通過追責機制，倒逼黨政*干部在抓經濟的同時抓環保。

督政將改變環境管理重心，從治污末端轉向決策前端，從微觀轉向宏觀，從找不到人變為找得準人

據不*統計，2015年，有30個以上的地級市接受了*區域環保督查中心的環保綜合督查。

在地方層面，山西、青海、廣西等省份今年也開展了對下級政府的環保綜合督查；四川還借鑒紀委巡視制度，探索建立環保綜合督查巡視制度。

督政引起了地方黨委政府對環保的真正重視，出席環保綜合督查反饋會的不僅有政府市長，也有市委書記，他們正視了當地存在的突出環境問題，而且表達了加大整改力度的決心。督政不僅督政府，也督黨委，由此改變了環境治理的格局。

除此之外，今年，*分別對安陽市、承德市約談及掛牌督辦整改情況進行了開放式督查，進一步強化督政效果，提高督查公信力，讓公眾來評判整改的效果。

如果說環保綜合督查是為地方政府發展與保護工作“把脈會診”，那么公開約談就是讓地方黨政一把手“臉紅、出汗”。一年來，超過20個城市的政府主要負責人接受了*的約談。

今年以來還有一個重大變化是，約談地方政府“一把手”開始通過媒體向社會公開表態。隨著區域限批、掛牌督辦等硬性措施的跟進，約談的實效逐步顯現。

一年的環保督政實踐，推動了環境管理從治污末端轉向決策前端，從微觀轉向宏觀，從找不到人變為找得準人。

在環保督政的推動下，地方政府尤其是黨政主要*干部的發展理念正逐漸轉變，工作力度加大。一些地方“一把手”開始親自分管環保工作，做好“守門人”、看好“責任田”，解決了一批突出環境問題。

2016年，督政將再度升級。在督查地市級城市的基礎上，*將對省級黨委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開展環保督查巡視，進一步推動地方黨委政府落實環保主體責任。國家環保監察職能將得到進一步強化。

當前，督政還只是查問題，而沒有追責。隨著《黨政*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等制度的實施，環保督政的威力將充分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