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霧霾天來襲，霧霾與段子齊飛的日子還在繼續。調侃與自嘲的段子，與義正嚴辭的評論，也是另一種味道的雞湯。別鬧，霧霾是個嚴肅的話題，治理霧霾可不是雞湯、段子和時評就能夠解決的。要不，我們從“經濟”的打開方式來看看？

先算一筆經濟賬：治霾的錢去哪兒了？

12月8日，北京拉響了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然后北京采取了一些應對措施，包括（1）實行單雙號限行，據報道，昨日城區路網高峰車流量下降15%,早高峰監測數據顯示,平均車速能達到41公里/小時,比平時提高20%；（2）全市中小學、幼兒園、少年宮及校外教育機構停課，8萬中小學生上網學習。

但這些只是被動應對霧霾的舉措，治理霧霾應當是一場攻堅戰。*總理李克強曾宣誓“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而且從前年開始，*就開始設立大氣污染防治基金，投入多達百億人民幣治霾。

大家都要問了，這上百億治霾經費都去哪兒了？以下連環話告訴你：

霧霾跟GDP有關嗎？

從2014年三月起，“霧霾經濟學”開始備受關注。從GDP、CPI和財政赤字等宏觀經濟數據，到能源、鋼鐵、房地產、農業等代表著經濟神經血管的產業經濟，再到天然氣、水資源價格等財稅政策變革，霧霾正悄無聲息地深入中國經濟脈絡。

霧霾危害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穆泉和張世秋對2013年1月霧霾事件造成的社會經濟損失評估的研究顯示，此次霧霾事件，造成全國交通和健康的直接經濟損失保守估計約230億元，航班延誤直接經濟損失為2.7億元，高速封路導致的收費損失近1.88億元，霧霾事件導致的急/門診疾病成本達226億元。

另一方面，由于霧霾的產生與中國的產業結構密不可分，治理霧霾、調整產業結構，也會給一些地方帶來經濟影響：2014年2月21日至2月26日京津冀地區持續6天的重污染天氣中，僅石家莊就對共2025家企業進行了關、停、限和壓減發電，146座露天礦山和35座地下礦山全部關停，所有的采砂場也全部關停，直接經濟損失達到了60.3億元。

中國*研究局經濟學家馬駿曾在演講中分析與霧霾有關的污染性的經濟結構：

1. 污染性的產業結構。這主要是指我國的重工業占經濟的比重過高。在大國當中，我國的重工業占比是zui高的，而重工業單位產出導致的空氣污染為服務業的9倍。

2. .污染性的能源結構。這指的是煤炭一次能源消費的比中。我國常規煤炭占到能源消費的比例67%，清潔能源占比只有13%，為發達國家占比的1/3到1/4，這是導致霧霾的一個重要因素。給定同樣的當量，燃煤產生的空氣污染為清潔能源的十倍。

3. .污染性的交通運輸結構，這里指的是清潔出行的比例和公路出行的比例。我國城市當中地鐵出行的比例僅為7%，93%的出行靠公路。給定同樣的運輸量，私家車出行導致的空氣污染是地鐵的10倍。

2014年3月，南方周末記者采訪12位經濟學者，包括廣發證券經濟學家劉煜輝、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袁鋼明、興業銀行經濟學家魯政委等在內的5經濟學者認為，霧霾治理短期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較大。以交通銀行經濟學家連平為代表的5位經濟學者表示尚需觀察。只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認為，資源環境問題不會影響經濟發展。

除了短期的經濟增長問題，興業銀行經濟學家魯政委警告，*來看，環境惡化還會加速中國“人口紅利”的消退。此前不少經濟學家都將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歸因于“人口紅利”的釋放。魯政委說，“關于環境與中國癌癥發生率的上升、霧霾與北方人口壽命縮短等研究已不鮮見，環境問題在相當大程度上制約著一個經濟體人口預期壽命的長短。”魯政委說，環境問題未來甚至還可能造成中國日益嚴峻的養老金支付能力問題。

一位*核心部門的*曾問，“如果把霧霾*拿下，中國經濟到底會降低多少個百分點？”

由于普遍缺乏系統的量化分析，目前中國經濟學界恐難以對上述*提出的問題做出確切答復。但一個可以確定的事實是，霧霾等環境因素已經越來越多地進入到經濟學界的分析框架里。

用經濟的手段治理霧霾*

中國*研究局經濟學家馬駿在今年3月份發表了《治理霧霾：經濟和金融政策的作用》的演講。

他提到，關于霧霾治理，至少有幾十件事情要做，已經規劃的措施當中大部分是末端治理，比如脫硫脫銷、提高油品質量、強化對尾氣排放的控制、對VOC和其他工業粉塵與建筑揚塵的控制等。如果這些末端都做到位，我們的研究估計，與2012年的水平相比，每噸燃煤排放的PM2.5可以降低70%，每輛汽車的單位公里排放可以下降78%，單位產出的工業與建筑業排放可以下降80%。換句話說，末端治理可以將單位經濟活動量的排放強度降低70%以上。

這些降幅聽上去很讓人興奮，但是，如果經濟總量每年增長7%左右，10年就一番，那么在污染性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不變的情況下，煤炭消費和汽車消費的快速增長和污染性的工業、建筑業的經濟活動量的大幅會抵消大部分末端治理帶來的減排效應。因此，要將霧霾降低到我們預期的目標（從2013年的全國城市平均65，降低到2030年的30），必須大力度地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交通運輸結構，而這些調整必須要靠經濟和金融政策。

（圖為馬駿的PM2.5減排模型）

對于證實這個觀點，我們做了一個PM2.5減排的數量模型，來定量估算各類末端治理措施和經濟結構調整對降低霧霾的作用。我的書中有這個模型的所有細節。這個模型定量估算的結果是，即使末端治理措施用到了*，但由于經濟總量的大幅上升，在缺乏結構調整的情況下，2030年全國城市的PM2.5水平仍然將高達46，遠超過30的目標。換句話說，從2013年到2030年，如果僅僅依靠末端治理，只能達到PM2.5減排目標的一半，另外一半必須靠結構調整。

所謂結構調整，具體的內容包括GDP當中的工業建筑比重的下降，能源結構中清潔能源比重的上升，交通運輸結構中地鐵出行比例的上升。在2030年前，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們預計第二產業占GDP比重需要降低9個百分點；從能源結構來看，清潔能源占比需要上升30多個百分點；從城市交通運輸結構來看，軌道交通占比應該至少提高20多個百分點。在交通運輸方面，結構變化的目標要求控制汽車保有量的增長，而地鐵的總里程則要大幅度的提高。我們預計在2013年--2020年間，地鐵總里程應該上升4倍，此后十年地鐵總里程要增長230%。

經濟與金融政策方面的九點建議：

前面兩點針對政府扭曲市場所做的政策建議，第3至9點的大部分都是要為了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

1、改革導致工業用地價格過低的體制。要讓土地供給中工業用地的占比降下來，讓它工業用地變得更加的稀缺，稀缺之后工業用地價格會上去，會逐步弱化工業投資的沖動。相應地，如果商業用地、住宅用地比重上升的話，成本下降就可以刺激低污染的服務業行業較快的發展。

2、糾正間接稅稅負在行業間的扭曲。這主要指一些服務業行業稅負過高的問題，在今后一段時間營改增當中應該得到一定的糾正。營改增還沒有完成，一些服務業還在設計稅率的過程當中，對稅率的設計必須要考慮到推動經濟向綠色轉型的要求，即應該讓服務業的稅負下降，從而引導資源流出高污染的制造業行業，進入低污染服務業。

3、提高煤炭資源稅的稅率。如果煤炭生產者、消費者不考慮對其它地區和其它人的外部效應，怎么樣糾正他的行為？就是要把生產和消費煤炭的成本提高，從而遏制過度燃煤的沖動。提高煤炭的的資源稅是一個辦法。我們兩年前提的建議是將這個資源稅的稅率提高到5%，zui近已經出臺了政策，允許地方在在2%-10%之間確定稅率，這個改革在進行中。

4、大幅提高排污費的征收標準，開征碳稅。只要你排污的話，就應該付出足夠的代價，使得你有動力去安裝和使用脫硫脫硝等治理污染的設備。過去的排污費太低，使得有一些企業，裝了脫硫脫硝的裝置也不愿意開。碳稅在未來幾年也應該啟動。

5、大幅提高對清潔能源的補貼。對污染征收的更多的稅費，這些收入應該用來干什么？就應該做補貼清潔能源等推動綠色轉型的事。

6、在主要城市實行汽車拍照拍賣制度或擁堵費。只有這樣才能限制住私家車過度增長的趨勢。過去十幾年的大部分時間我國只有上海一個地方搞汽車牌照拍賣制度。

7、改革軌道交通的融資體制。建地鐵面臨的zui大瓶頸就是錢，以前融資靠政府或者融資平臺，向銀行和信托借錢，以后會越來越困難，因為政府財力有限的，而融資平臺負債率很高，43號文又加大了平臺在無擔保情況下向銀行借錢的難度。未來就必須要創新，用新的辦法讓他們融到錢，來支持地鐵這樣清潔交通項目的快速發展。尤其是要加大債券市場對清潔交通項目的支持，鼓勵用企業債、公司債的形式融資。在發行主體的財務指標不具備，不能以公司為主體發債的情況下，應該考慮試點綠色項目收益，以項目未來營運收益作為還本付息的基礎。另外，還要加大推動PPP模式的力度，引入民間資金進入軌道交通領域。

8、建立PM2.5減排區域間補貼機制。這就是要解決前面講到跨區域霧霾外部性的問題。還是舉河北和北京的例子，霧霾有1/4會飄到200--300公里之外的地方，所以很多河北的霧霾會飄到北京來。而且河北相對比較窮，沒有足夠的財力去治理霧霾，或者至少沒有財力像你所想象的這么大力度的去治理霧霾。而在北京，脫硫脫硝這類低成本的治理霧霾的工作都已經基本做到位了，靠別的辦法在本地減排成本就很高。比如說你補貼電動車，要達到同樣的減排效果，比在河北搞脫硫脫硝的成本要高幾十倍。也就是說，在北京減排的資金使用效率，遠低于用同樣的價錢在河北治理霧霾帶給北京的好處。如果把北京用于本地減排的一部分錢，到河北去減排，對北京的好處遠遠大于北京在本地減排所帶來的好處。這就要求設計一個區域間的補償機制，即讓北京出錢來補貼河北減排。在這樣的機制下，北京花同樣的錢，可以得到更好的減排效果。

9、建立綠色金融政策體系。我國未來今后5年當中，要達到減排的目標，年均至少有2萬億以上的綠色投資的需求。但是政府預算只能拿出3千億左右投入到節能環保清潔能源的領域，也就是政府能拿出來的錢是我們差不多每年綠色投資的10%--15%，還有85--90%需要民間資本。民間資本在沒有足夠激勵情況下不愿意進去，怎么辦？就需要建立綠色金融體系。這種體系會創造一種激勵，讓企業減少對污染型行業的投資，增加對綠色行業的投資。十八大三中全會強調要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綠色金融體系就應該是這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霧霾”天里的“晴天”產業

不能選擇立刻逃離污染地區的人們只能把減少出行作為應對霧霾的方法之一，讓人不由得想起同樣是減少出行的“非典時期”。在非典時期，阿里和京東迅速崛起，如今霧霾不斷來襲，網絡上有人總結出了霧霾可能催生出的一些產業崛起，似乎給人一種微妙的安慰。

防霾：

針對霧霾天，防霾顯然是zui有市場的。單空氣凈化器市場，僅2014年市場規模就達200億，zui喜跨界的互聯網廠商自然不會錯過，小米、樂視等企業就曾先后推出過自己品牌的空氣凈化器。

外賣：

PM2.5爆表，不想出門卻想美食，當然要叫外賣。實際上不止是外賣，整個O2O產業都算是一種懶經濟，但霧霾現象或多或少推進了這一產業的發展。

教育：

2015年互聯網zui火的兩個詞當屬“互聯網金融”和“在線教育”，而在線教育可以說是“霧霾”之中促進發展的又一行業。在傳統教育行業，無論是學前、K12，還是外語培訓、興趣愛好，學生需要和老師面對面學習似乎是一道不可改變的鐵則。而在霧霾天氣增多，教育資源分布不勻等一系列因素影響下，教育這一形式已經越來越多的搬到了互聯網上。

能源：

在霧霾治理方面，對節能減排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綠色出行勢在必行，在新能源方面自然也少不了科技公司的身影。特斯拉就是其中的*，據特斯拉2014年財報，2014年特斯拉全年銷量達31655輛。對于新能源汽車的政策也在近期頻出，利好消息不斷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