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展速度來看，過去的30多年里，我國經濟增速是很快，而不可否認的是，經濟結構不合理，支撐增長的動力之一是資源低價、環境無價的“環境紅利”，大量貿易順差和資源環境逆差同時并存，資源能源、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弦”一直繃得過緊，資源環境承載力長期處于超負荷狀態并不斷遭受新的沖擊，環境欠賬大，生態虧空多。
    我國壓縮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積累了多個經濟發展階段的環境問題，數量巨大、問題復雜，一次和二次、局地和區域、傳統和新型環境問題復合交織，但現實可能沒有留給解決環境問題充足、必要的時間條件和回旋空間。既有經濟超預期增長的污染排放新增量加大、著力削減污染排放新增量與累積存量的“防御戰”，又有治理傳統污染、解決水體黑臭和重金屬污染的“追擊戰”，也要做好控制有毒有害物質、溫室氣體等新領域新問題的“阻擊戰”。既面臨著要打好大區域、城市群環境保護的“大型戰”，又要打好噪聲油煙擾民、農村污染防治的“麻雀戰”，還要應對社會快速變換環境焦點、百姓環境改善需求提速的“遭遇戰”。
      面對我國越來越嚴重的環保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環境質量的*必須以污染物排放量持續穩定下降為基礎，必須以資源能源消費量大幅度下降為前提，必須以發展方式實質性轉型為根本。目前無論是從上述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資源能源條件與稟賦、法制機制體制配套等宏觀層面，還是從環保部門可以調控的資源配置條件、污染防治進程等實際技術因素來看，打好有重點的“殲滅戰”較為現實，在目前階段，如何同時打好、打贏多場戰爭，所面臨的考驗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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