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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二十年里，任何一個對氣候談判發生興趣，哪怕只是一時興趣的人對談判過程中這樣一項涉及道德層面的爭論都不會陌生，這個問題就是，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富裕國家是否應該比貧困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環境變化治理成本。富裕國家發展較早，其經濟基礎有很大一部分在環境問題還沒有成為困擾人們的問題時就已經建立了。而對于大部分人口還掙扎在貧困線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也應該享有類似的發展經濟的機會。這場道德爭論的結果就是，富裕的工業化國家可以“有財力”更加關注環保。

　　很巧的是，1971所作的一份針對西方社會公眾輿論的重要研究發現，西方國家的群眾對環境的關注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有了迅速的提高。而這一時期也恰逢經濟經歷了數十年的強勁發展。該研究報告的作者、美國政治學家羅納德？因格哈特認為，這兩種趨勢是互相的。經濟的增長使人們更加關注環境，所以也就更加愿意為了改善環境而做出犧牲。

　　因格哈特的觀點是，公眾之所以變得更加關注環保是因為人口的代際變化。困難時期出生的人被戰亂和貧困所困擾，不太會將環保問題置于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等 “物質需要”之上。而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幾十年，發達國家國內局勢穩定、經濟快速發展，這就意味著，這些生長在好時候的年青一代要比他們的父輩有著更開闊的 眼界，不再局限于物質上的需求。他們是“后物質主義”新生代。環保也是他們關注的事情之一。

　　其結果就是，那些后物質主義一代人數眾多的國家，政治家就會迫于壓力，將環境問題作為一項優先考慮的問題，甚至還有可能將人類共同的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 上。對氣候變化這類環境問題而言，這確實是一個利好消息。富裕國家能力更強，將承擔更多的責任。而這些國家的人民也出離了自己的“物質主義”本能，將 環保作為自己的責任。貧窮國家能夠發展自己的經濟。當他們變得富裕起來的時候，他們也會變得更加“后物質主義”，更加愿意為人類共同的利益作出犧牲。

　　因格哈特的這個創造性研究發表之后，西方國家出現了大規模經濟滑坡的現象。“富裕國家”也不像過去那么有錢了。如果因格哈特的理論沒錯的話，那么這些國家的人民與迎面而來的失業、生活水平下降等挑戰進行斗爭的時候，公共輿論的天平也會發生傾斜，回到過去物質至上的一側。對于環境而言，這是一個令人擔憂 的問題。然而，遵循因格哈特的邏輯，一旦工業化國家經濟復蘇，輿論導向又會回到有利于環境的方向，這段插曲很快就會結束，后物質主義浪潮又會回頭。

　　然而，我們通過近期的一項研究實踐卻發現，有證據顯示，這一美好的愿景不太有可能成為現實。因格哈特核心論點存在的問題就是，經濟的復蘇不一定會像他描述的那樣帶來樂觀的前景。我們對世界價值觀調查機 構的數據進行了研究。這些數據匯總了（1994-2008）15年間80個國家開展的135項大型隨機抽樣調查的結果，被調查人數高達149,559人。 與之前研究所采用的數據相比，此次研究的采樣范圍更廣，因此，更有可能準確地捕捉現實社會中公眾對環境保護問題的錯綜復雜的觀點。與其他大部分研究不同的 是，此次研究既包括西方國家，又包括非西方國家。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也千差萬別，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國家甚至不符合傳統民主國家的標準。

　　我們的研究側重于被調查人對兩個問題做出的回答：*個問題就是，他們是否同意“為了防止環境污染而增加稅收”。第二個問題就是讓他們在“保護環境”和 “經濟增長、增加就業”之間做出選擇。這兩個問題的目的都是為了了解受訪個體是否真正愿意承擔保護環境的經濟成本。與單純地詢問他們是否認為環境保護很重 要相比，這種提問方式能夠更好地衡量他們對環境的態度。

　　然而， 從這些有數據的國家中，我們并沒有發現公眾環境意識普遍提高的趨勢。相反，數據顯示，在我們所研究的時間段內，除了特定國家的特定波動之外，并未發現明確的趨勢。此外，在那些富裕或經濟迅猛增長的國家中，也并未發現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有明顯增長。

　　數據顯示，挪威、瑞士、加拿大等國的趨勢符合后物質主義理論的預期。而這些都是環保氛圍很濃厚的國家。可是，在德國等其他一些曾經是后物質主義*的國家 里，公眾對環保問題的關注卻出現了下降的趨勢。盡管德國的公眾是zui早支持“綠黨”并推選綠黨候選人進入議會的國家之一，但是，這個國家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卻 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在調查所覆蓋的時間段內，盡管德國經歷了長時間的繁榮富足，但是其環境關注度卻下降了大約15%左右。

　　然而，在后物質主義的其他一些方面，德國人的表現依然相當突出。也就是說，與打擊犯罪、通脹、戰爭等物質主義優先考慮的問題相比，他們更看重一些能夠表現 自我的方面，如參與政治決策等。然而，對自我表現的關注并不能一味地解讀為對環境問題的關注。雖然程度較輕，但是，我們在美國、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同樣觀 察到了類似的模式。這些國家同樣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保持著繁榮富足，但是，國民的觀念中，環境保護的排名卻相對靠后。

　　同時，在相反的方向，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結果。根據因格哈特的理論，我們本來以為一些國家的人民會更加注重物質的滿足而不是環境問題。然而，情況 卻似乎不是這樣。越南、中國、布基納法索、馬里、菲律賓、印度等國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不僅有所增長，并且也越來越愿意承擔環境保護的成本。1995年至 2006年間，印度國內環保主義竟然出現了17%的增長，這一爆炸性增長勢頭恐怕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匹敵的。而這竟然是一個幾乎沒有一丁點后物質主義氛 圍的國家。雖然近期印度經濟增長很快，但是普通群眾終其一生依然掙扎在極度貧困之中。正是因為這樣，當我們意外地發現亞洲和非洲的“綠色環保人士” 似乎愿意在不富裕的情況下承擔保護環境的成本時，真的吃了一驚。

　　中國的環境保護意識也非常濃厚。在我們研究的時間段內，盡管中國人均財富水平排在 50位開外，但是人民所展現出來的環保意識卻位列*。中國這類國家，其人民所展現出來的對于環境的強烈關注并不是因為他們都是后物質主義者。當地生態系 統的破壞、自然災害、健康和安全問題等因素或許才是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我們所作的研究雖然無法找出這些國家中推動環保主義發展的確切原因，但是，我們強 烈認為，后物質主義不能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態度作出充分解釋。

　　的確，研究認為，促使環境關注度提高的或許是與因格哈特理論截然相反的原因。因格哈特所認為，童年時期生長環境富裕會讓人的眼界更加開闊，超出物質主義的 局限。然而我們的數據卻顯示，幼年貧困與環境高關注度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對于成長過程中經歷過饑餓或洪水的創傷，或者至少需要對自然資源進行小心翼翼的 管理才能生存下去的一代而言，這樣的經歷更激發了他們對于環境保護的渴望。而我們這一令人意外的發現也與該理念不謀而合。

　　所有這些在試圖解決氣候變化這種綜合性問題時會起到什么作用？這一問題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答案。環保主義在西方社會已經處于一種停滯的狀態，所以，不要樂觀地以為工業化國家能夠降低碳排放，為發展中國家留下排放增長空間。

　　不論怎樣，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經濟的加速增長使這個本來就不大可能發生的情境也無力解決碳排放量的問題。而一個能夠將碳排放穩定在可持續水平上的解決方案也不能依賴后物質主義的必然崛起。

　　或許還有其他的解決方案。或許環保主義會在那些遭受污染負面影響的國家中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或許污染帶來的這些成本將足以在國家層面和層面上推動變革的發生。或許政治家們會在他們各自國家里帶頭鼓勵環保。

　　有太多的或許。而問題是，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我們的研究表明，輿論在環境保護這一問題上*是一團亂麻。這就必然意味著，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很高 的不確定性。而獲得結果的一般模式與大眾輿論的決定方式是一致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都為利益所左右，即特定社會通過對特定時間點的特定行動所產生的國內成 本與收益進行特定計算而得出。

　　但愿各國政府能夠在從整體利益出發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但愿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污染大國的政府能夠成為這一領域的而不是落后者。所有這些雖然有可能會成為現實。然而，我們的研究卻顯示，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問題不會因為經濟增長而自動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