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專家團隊經過8年研究，直接證明癌癥高發與水污染的關系。在《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一書中，有水質數據與腫瘤死亡數據比對，沿河區域與遠離河流區域的數據比對等。
 
數據顯示，2010年，宿州埇橋區惡性腫瘤死亡人數2150人，沈丘死亡1724人。這個死亡率比全國惡性腫瘤平均死亡率高1倍，與同區域的對照區相比，高達四五倍。《圖集》一書證明，企業排放的污水進入河道，污水中的汞、鉛、鎘等各種化學元素長期滲入地下，造成當地人的癌癥高發和高死亡率。
 
現在的問題是，有了這樣的證據后該怎么辦？研究人員只是希望，癌癥高發與水污染關系研究結果的公布，有助于全社會思考，促進經濟發展要不要考慮環境和公眾健康？
 
僅僅讓人們思考是遠遠不夠的，更應利用這樣的證據討回公道，并阻止中國大規模的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方面的罪惡行為。這就得看當事人、公益律師能不能采取法律行動，向污染企業追債。向污染企業提出法律訴訟，不僅在于要讓因污染而死亡者和患癌的受害者獲得賠償，更要通過法律行動為受害者伸冤，并通過這樣的訴訟伸張正義和公道，從而落實誰污染誰擔責的天理和環保法規。
 
癌癥高發與水污染直接相關的科研結果的價值，也體現在這一證據或成果是否為人們、為法律所接受。直到現在，還有人并不承認這一科研結果或客觀事實，認為癌癥高發是否與水質污染有直接關系，目前尚無定論，“就好比吃辣椒炒肉，你吃沒事，我吃了可能就得病，說不清楚。”
 
而國外環境污染的集體訴訟早已積累了不少成功案例。1993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的辛克利鉻污染訴訟案，就是一個典型。在律師事務所做文秘工作的艾琳·布洛科維奇偶然發現，美國太平洋天然氣和電力公司使用大型天然氣壓縮機來壓縮天然氣，這些壓縮機需要冷卻塔來冷卻，冷卻水注有六價鉻，以防止機器生銹。這些水被直接存儲于池塘中，嚴重污染了地下水，導致辛克利地區居民癌癥高發。艾琳獲得到當地643人的簽名支持，承擔了集體訴訟，結果讓太平洋天然氣和電力公司賠償給受害者3.33億美元，創造了美國訴訟*的賠償金額之zui。
 
這一訴訟為辛克利小鎮的居民討回了公道，捍衛了小鎮居民的環境安全權、健康權，而且使得太平洋天然氣和電力公司和類似的企業再也不敢污染環境。
 
那么，在我國，中華環保聯合會或其他律師，是否愿意為受污染的淮河流域癌癥村的村民討回公道，并以索賠的法律行動來阻止中國日益惡化的水、空氣和土地污染？即便有機構或律師愿意幫癌癥村村民討回公道，只有《圖集》一書的水污染與癌癥高發的證據，也還不足以贏得訴訟，還需要其他一些證據，即有哪些企業參與了排污，排污量是多少，該負什么責任？
 
艾琳為辛克利居民索賠成功，這得益于美國的集團訴訟、公益訴訟和律師的*制度。但是，目前中國維護環境安全的權力和主要責任還在環保部門。而環保部門的執法權和執法手段相對有限，這決定了環保部門難以擔當起環保訴訟和執法。因此，需要其他一些公益律師介入進來，以此為契機，為受害者討回公道，并阻止日益惡化的環境污染。
 
否則，未來中國的癌癥村不會只是數百個，因水、空氣污染而患癌的人不會只是數萬人，因污染患癌死亡的人可能是2萬人、20萬人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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