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談判與亞洲減排經驗
    日前，由復旦大學主辦的第十屆上海論壇在滬舉行。來自的各界專家學者就政治、經濟、治理、社會、環境等幾方面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與交流。本刊特選取子論壇之一“氣候談判與亞洲減排經驗"，和讀者分享與會專家觀點。
高云（*科技與氣候變化司副司長）：*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傳遞了兩個關鍵信息，一是人類活動對于氣候變化的影響已成為主要因素，二是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將隨著破壞活動的加劇而變得更為嚴峻。20世紀溫室氣體濃度增長非常迅猛，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達到了過去80萬年期間從未有過的濃度水平。201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中，55%來自于能源，24%來自于農業，21%來自于工業，14%來自于交通，6.4%來自于建筑領域，這就是減排放的依據。
在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的基礎上，各國應加快形成關于氣候變化的共識，對氣候變化的事實和危險保持關注，并思考出一條符合*發展需求的道路。因此，這份報告為各國政策制定者們指出了應對問題的方向，使他們能夠通過協議找到扭轉氣候變化的路徑。
BenjaminCashore（耶魯大學森林與環境研究學院）：目前，關于氣候變化的集體行動過于強調條約和協定的作用，而這些條約和協定往往缺乏效力，應當通過另一種替代性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為此，首先，需要改變對于氣候變化的定義，即它不是一個關于集體行動的問題，而是一個“超級棘手"的問題。棘手在于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缺乏解決問題的機構、缺乏科學合理的應對政策。其次，可以利用路徑依賴理論，使解決氣候變化的途徑成為一種漸進有效的過程。其理論設計也應涉及具體政策，如“建立聯盟"的理論，以及實現一種更為公平的環境。
高翔（中國國家*員會能源研究所）：氣候問題只能由談判來解決，氣候治理機制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途徑。但是不同國家應該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種能力"原則分配減排義務。2010年以前，發達國家在減排方面發揮引導作用，有量化減排的目標，但對于發展中國家沒有這樣的要求。這加劇了兩者之間非對稱性的關系。2010年開始，發展中國家也成為減排的參與者，需要實現一個量化目標。到2020年以后，每一個國家都要對減排目標作出貢獻。作為排放的主要來源，發達國家應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行動需要來自發達國家的更多支持。
將于2015年年底簽訂的“巴黎氣候協議"所包括的關鍵議題為減排、適應、支持、透明性和法律問題，雖然已經達成了談判文本，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仍存在分歧。
NatarikaWayuparb（泰國溫室氣體管理辦公室執行副主任）：氣候變化對泰國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包括沿海地區面臨海平面上升和土地被淹沒的問題，因此減排措施刻不容緩。泰國200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2.29億噸，2010年則達到345.4億噸。據此預測，到2050年將達到1398.7億噸。
泰國目前采取了一系列減排行動，包括訂立國家適當減緩行動目標，在其第11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中對氣候變化問題給予了*關注等。國家成功應對氣候變化的做法應該包括：將氣候變化的政策、計劃和措施主流化，并通過不同部門的整合加以落實，另外要注意提高公眾的氣候意識、加強環境教育和專業人才的培養。
李瑾（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總助理）：碳排放交易在上獲得了迅速發展，建立碳排放交易體系的國家遍布各大洲，所覆蓋的范圍和人口都在迅速增長。中國已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碳排放交易實踐，目前有7個省市進行了碳排放交易的試點工作，中國已成為*二大碳排放交易市場。在減排手段、綜合性立法、科學數據的收集、政企間協商、企業能力的發揮和透明度上都獲得了一定程度的進展。中國碳排放交易系統當前面臨的挑戰在于：如何將區域性的碳排放交易體系試點轉換為全國性的統一碳交易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