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科學博士。現任*研究員，《管理世界》雜志社副總編輯。對環保政策的研究集中在保護地、環境與健康等綜合性較強的領域，主持的課題包括環境與健康管理體制機制改革研究、主體功能區劃相關人口戰略研究以及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自然保護區適應性經營技術"、“荒漠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相互影響"等。 ◆本報記者李瑩 中國環境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當前我國一項重大任務。**去年兩會在參加貴州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態環境質量是關鍵。"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設置全面小康指標，環境指標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但我們發現，在現實中存在著兩個反差：污染防治與環境質量的反差，環保工作績效與公眾環境感受的反差。反差的具體情況怎樣？真實的情況又怎樣？ 蘇楊：當前確實存在部分公眾和媒體的說法與面上統計數據反映的情況存在反差的問題。 *從2010年起，在*財政專項資金的支持下，開展了中國民生指數研究。這一研究堪稱迄今這方面zui全面的研究，包括客觀和主觀兩個部分，其中的主觀指標調查包括全國zui大的5萬多個樣本的調查和近1萬個樣本的入戶調查。 環境保護指標是民生指數的客觀指標中4項一級指標之一，以環境治理指標為主，包括空氣質量、垃圾處理、水質達標、城市綠化水平以及農村改水改廁等人居環境的各方面，與生態相關的指標僅包括森林覆蓋率。 主觀指標主要是調查獲得的對環境質量和環境保護工作的滿意度，包括對目前居住地環境狀況的總體評價和對過去一年政府在環保方面的相關工作感受兩方面。這兩方面的評價都有6個選擇枝，內容為從“很好"到“很不好"程度不同的5種選項和“不清楚"。 從連續5年的調查結果來看，有兩方面重要結論：一是環保指標，尤其是主觀指標，在民生各項指標中居于中游，且認為環境質量在改善的多于其他認識的，這與擁有主流話語權的人群（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居民和媒體）的說法大相徑庭。全國的環保工作從全國人民的評價來看，還是有善可陳的，還是在改進的；二是各地對環保在民生中的地位評價有較大差異。 中國環境報：您剛剛提到，北京、上海等地主觀與客觀環境質量存在較大差異，其他地方的情況如何？ 蘇楊：具體來說，對比主客觀指標得分，我們發現，環境領域客觀指標方面，東部和中部高于全國，東北和西部低于全國。 從靜態來看，環保主、客觀指標結果相差較大的地區包括兩類：一是實際人居環境質量較好且經濟水平較高的地區，東部發達地區的環境實際情況多好于公眾感受，環保主觀指標排名大大低于客觀排名。例如，環保客觀指標排名高于主觀指標排位，且兩項指標排名差距zui大的是人均GDP水平zui高的天津、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其中主觀*31位的天津市客觀排名是第6位，主客觀排名相差25個位次；北京和廣東主客觀排名相差18個位次。 二是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環境實際情況不如公眾感覺，環境主觀指標排名大大高于客觀指標排名。 從動態來看，對各省進行環保主觀指標與客觀指標變化對比，可以發現環境質量變好的地區往往沒有出現公眾對環境的感覺同步變好，環境質量的改善與主觀感覺缺乏同步性甚至一致性。例如，上海市環境客觀指標排名*二，即環境改善情況*二，但公眾主觀感受*29位。這也表明，在經濟發達地區，雖然環境質量改善，但公眾感受并不明顯，環境改善的任務和壓力都很重。 總之，公眾主觀感受與客觀環境質量變化之間的關系概括為以下3方面：首先，民生指數環保部分與總體的民生主觀指數有著很強的相關性。這說明，對于環境的感受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公眾的幸福感。 其次，經濟發達地區多存在客觀環境好而主觀感覺差的情況，欠發達地區反之。這說明公眾對環境質量改善速度的需求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快速上升。 第三，環保主觀指標可以清晰反映公眾對環保工作的需求優先序，因此環保相關工作的重點必須參考公眾意愿。例如，在發達地區，應將改善空氣質量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從民生指數的主客觀指標對比分析中，可以發現在某些方面環保領域的“兩個反差"的確存在，但并沒有一些公眾人物認為的那么嚴重。 中國環境報：前面說的反差是存在的。這種反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蘇楊：首先，環保客觀指標的變化印證了我們在“十一五"末期分析得出的結論——中國的環境質量變化趨勢是穩中有好但改善緩慢，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的需求速度在快速上升，正是客觀的環境改善緩慢與人民的需求快速上升出現了巨大的反差，才直接導致“兩個反差"。 這說明我國環境問題對社會的影響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社會公眾由過去對環境問題知之甚少或無暇顧及，逐步轉變到十分關注。正如《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中提到的那樣，“人民群眾環境訴求不斷提高，突發環境事件的數量居高不下，環境問題已成為威脅人體健康、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越發達的地區，公眾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越高，環境污染事件的公眾關注度高，易引發群體性事件，相關賠償成本和維穩成本高。這種情況下，環保相關工作不足的影響很容易凸顯出來。 第二，環境質量絕非只與環保工作相關，更非環保部門所能控制。環境質量涉及方方面面，環保工作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未端治理更是其中“遲到的、被動的、低效的"方面。1973年提出的我們認為迄今仍是zui科學的環保工作方針，其主要工作基本在環保部門職責以外（“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環保部門也難以協調相關部門（目前只能主要通過環境影響評價起到前置協調作用）。換言之，沒有各部門的合力，就沒有改善環境質量的合力。 第三，環保工作未抓住重點。目前，環保部門的主要工作目標是主要污染物的總量減排，而與群眾感覺和人體健康關系密切的污染物（重金屬、有毒有害有機物、2012年前的PM2.5等）的分區域控制，并不是環保工作的重點，環保部門內設的環境與健康管理機構，也沒有成為環保工作的信號部門。 第四，環境質量標準中的指標并不完善，難以全面反映群眾感受。例如，一些對群眾環境感受影響較大的污染物尚未納入監測評價，一些污染物的允許閾值設置也不盡合理，且許多地方監測能力有限，難以全面監測國家標準中的污染物。 中國環境報：“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讓公眾感受到環境質量的改善是小康社會的應有之義。小康環境指標在設置時，如何實現環境改善與公眾感受同步？ 蘇楊：中國環保工作過去40余年的教訓之一就是：環保部門強調“物的管理"（污染物）而忽視“人的風險"（人群環境與健康風險及相關公眾感覺），環保相關部門承擔著諸多工作但并不對環境質量負責，這樣改善環境保護工作的難度就很大。 而且，目前一些人對環境與健康風險認識有偏差：環境與健康風險主要是點上的風險，是與面上的總量管理結合，在全面的環境質量改善前的*環境管理方式，應該是總量管理與健康風險管理的結合。 例如，產生健康風險的多數特征污染物，并非隨處皆有，而與特征污染源緊密關聯。如有了印染廠，才可能有苯胺帶來的風險，那在印染廠周邊集中控制苯胺的風險即可。這與面上對常規污染物的總量管理結合起來，就可以既抓了全面工作，又管住了局部健康風險。 泛泛地提改善環境質量，不僅費時費工，也沒有抓住重點。何況，目前的環境質量標準對污染物均是按*有效暴露考慮的，從醫學角度而言存在漏洞。 例如，貴州的赫章，如果按環境質量標準來看，其土壤鎘嚴重超標。但通過人群流行病學調查，當地按環境衛生標準（也是國標）卻不能被劃為鎘污染區，這是因為當地的主要作物土豆、玉米等對土壤鎘的吸收效率遠低于水稻，土壤鎘與人群之間并沒有有效的暴露渠道。 中國環境報：泛泛地提改善環境質量不僅費時費工，也沒有抓住重點。那么在小康指標設置時，應抓住哪些重點？ 蘇楊：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十三五"規劃時期上的一致性，我們認為，全面小康環保指標的設置應與環保領域的“十三五"規劃銜接起來。 首先，要以公眾感覺為指揮棒完善小康指標。對各級政府而言，在小康社會環境指標設置時，不僅要關注客觀水平的高低，同時要關注公眾對環境質量及相關健康風險的感知方式和滿意程度，并用多種手段及時將公眾關心的環境質量變化告知公眾。 其次，應將人群健康風險納入指標體系，并以此為指揮棒轉變環保工作重點并加強環保相關工作。鑒于公眾主觀感知與客觀情況之間的差異，不能*跟著感覺走，而要以客觀的人群健康風險為指揮棒來調整環保部門的工作重點，即根據人群健康風險進行分區分級管理，使環保工作具有針對性。尤其是阻斷暴露渠道較難的污染物（如大氣污染物PM2.5），需要加強暴露環節其他方面的風險管理，不僅相關工業污染源只能布置在遠離人群的區域，針對人群的健康教育、針對性體檢工作也應加強。 第三，將主觀環境質量變化納入小康指標體系。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環境質量改善，涉及規劃、國土資源、環保、建設、水利、林業、衛生、宣傳、教育等多個部門。如果僅僅以環保部門的減排工作績效、建設部門的污水和垃圾處理率、*門的農村改水率等工作任務來實行過程考核，既難以快速提高環境質量，也難以形成齊抓共管環境的合力。所以，應利用環保指標，在工作任務拆解后考核相關部門，實現結果考核，督促有關部門將工作重點轉到與群眾感受相關的環境質量改善上來，并實現主動的部門協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