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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于新華社
在云端，它恰似觸不可及。正如垃圾分類如今的境遇：落不了地。
垃圾分類離我們有多遠，杭州的回答：至少十五年。
早在2000年，杭州成為垃圾分類生力軍，赫然入列全國試點城市；2009年，杭州提出了“垃圾清潔直運”概念；2010年，杭州在主城區30多個生活小區啟動垃圾分類，并已推廣至目前80萬戶家庭；2015年3月，杭城繼續出招，推出印有二維碼的免費垃圾袋，以期從頭抓起……不知不覺，垃圾分類于杭州而言，已歷經15年光陰。
15載砥礪前行，可喜的是，從體系空白到滿腔熱情，杭州的垃圾分類已初具規模。殘羹剩炙放綠桶，危廢舊物置紅桶，可回收垃圾扔藍桶，其他的則歸入黃桶，隨著相關部門日益強化的宣傳力度，垃圾如何放早已為杭城廣大市民所熟知。然而可嘆的是，旨在減量提質的垃圾分類，卻并未給予眾望所歸的積極回復。顯然，垃圾分類在杭州成了兩只相互博弈的手，左手是與日俱增的垃圾數量，右手是相形見絀的現實短板，而在此語境下的杭州探索，來到了十字路口。
被“低估”的垃圾分類
“做好垃圾分類，喚醒一片靈動。”這是杭州隨處可見的宣傳標語。誠然，當城市垃圾置于合理的回收體系，在破題“垃圾圍城”之際，垃圾分類亦能見證當地的成為社會文明程度。
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廈門、深圳……15年前，一場以垃圾分類為名的綠色風暴席卷全國。在人們看來，按照行業標準予以垃圾正確的儲存、投放、轉運直至末端資源化處理，垃圾也可兼具資源與經濟雙重價值。不過，本該為城市“瘦身”的良方，卻在徐徐前行中偏離了初衷。
杭州城北，某住宅小區內，分類垃圾桶早已附上斑駁印痕。筆者環顧四周，只見綠桶、黃桶并列在前，走近一瞧，五顏六色的垃圾袋唱起了混搭風。事實上，盡管該小區已免費發放分類垃圾袋，但穿上新裝的垃圾仍舊大同小異，黃桶內舊衣物、果殼、瓶酒瓶、菜葉根莖被隨意摻雜成一團。而這樣混居的垃圾，也被統一稱謂為：“其他垃圾”。
此外，也有居民指出，“就算是分類好了垃圾，也無濟于事啊！”住在該小區的王阿姨無奈得說道，“我們分門別類弄好了，但每天看到清運車全是‘一鍋燉’地往里倒，這樣不是白費功夫嗎？”但在垃圾直運工人吳師傅看來，分好的、沒分好的垃圾都得按照分類桶性質倒入清運車內，“名不符其實”也是無奈之舉。
有人說，既如此，就實行積分獎勵吧，與利益捆綁在一起，刺激居民的實施熱情?，F實是，隨著政策紅利漸行漸遠，關乎垃圾的分類意識依舊跟不上宣傳節奏。有人說，那就試行“實名制”吧，將家里垃圾袋上印上二維碼，與市民信息相匹配，如此便可追蹤垃圾源頭?，F實是，在“互聯網＋”的經濟新常態下，個人隱私成了對抗這一措施的好砝碼。
顯然，不起眼的垃圾，被“低估”了。
救贖之道何在
于是，杭州再出殺手锏：法立于上則俗成于下。
近日，《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草案修改稿）》終露真容。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垃圾投放“任性”行為，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機關可據此進行責令改正。
“對不按照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的行為，由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機關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屬于個人的處以50元罰款，屬于單位的處以1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款；未按規定投放、收集、運輸餐廚廢棄物的，處以2000元以上2萬元以下罰款。將房屋裝飾裝修產生的建筑廢棄物混入生活垃圾投放、運輸或者處置且拒不改正的，個人將處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單位則處于5000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
但嚴法之下，新的難題隨之而來。“‘徒法不足以自行’，關鍵是誰來執法。”不難發現，相關執法部門在被賦予律法的同時，倒逼而來的壓力亦如影隨形。如何執法，何人執法，不履行條例又該何以捍衛，這一連串的待解命題儼然成了新規落地的攔路虎。
在筆者看來，除了強制政策外，活用市場機制也不失為一劑治理良方。眾多周知，垃圾，放錯了的資源，其資源化經濟屬性往往被忽略。因此，僅僅依賴政府獨唱大戲，難以吸引企業追逐資本蛋糕，更無法推進公眾“我要分”的意識轉變。
因此，“深入完善資源循環利用產業鏈，引導企業成為治理主體，并巧用‘市場之手場’助推人們積極參與垃圾分類。”眾多業內人士紛紛指出，垃圾分類重在形成一種習以為常的長效機制。通過專業回收公司對個體拾荒者進行規范化管理培訓，以此實現垃圾經濟屬性的前期回收利用。其次，構建常態化的分類指導與監管體制，促進公眾科學分類投放垃圾。再者，營造生活方式綠色化的社會氛圍，從教育抓起，合理引導、鼓勵公眾進行垃圾分類的角色轉變。
可以預見，未來，垃圾分類于杭州而言仍將面臨重重挑戰。而如何突出重圍，從試點改革到示范城市，杭州仍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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