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了《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意見指出,圍繞城鄉發展一體化,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全面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完善縣域村鎮體系規劃和村莊規劃,強化規劃的科學性和約束力。
意見指出,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繁榮農村,必須堅持不懈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強化規劃作用,加快提升農村基礎設施水平,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村成為農民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意見要求,改善農民居住條件,搞好農村公共服務設施配套,推進山水林田路綜合治理。繼續支持農村環境集中連片整治,加快推進農村河塘綜合整治,開展農村垃圾專項整治,加大農村污水處理和改廁力度,加快改善村莊衛生狀況。
意見強調,加強農村周邊工業“三廢”排放和城市生活垃圾堆放監管治理。完善村級公益事業一事一議財政獎補機制,擴大農村公共服務運行維護機制試點范圍,重點支持村內公益事業建設與管護。完善傳統村落名錄和開展傳統民居調查,落實傳統村落和民居保護規劃。鼓勵各地從實際出發開展美麗鄉村創建示范。有序推進村莊整治,切實防止違背農民意愿大規模撤并村莊、大拆大建。
事實上,以北京霧霾天為代表的城市環境污染,一次次刺激著人們的神經。一些城市居民幻想“逃離城市”,回到“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然而,中國農村的污染同樣觸目驚心。
污染占據我國“半壁江山”
每年近100億噸生活廢水直接排放,近3億噸生活垃圾直接焚燒、填埋或丟棄;化肥投入量(6000萬噸)是用量的1/3,農藥用量(180萬噸)所占比重可能更大。而作為其部分后果,2億多農村居民飲用水不安全,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頻發,農村污染信訪占到環保部受理信訪總量的70%—80%。另據部門3年前推測,在全國近60萬個行政村中,有20萬個村莊的環境“迫切需要治理”。
眾所周知,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既有內生的,也有外源性的。30多年來農村和農業的工業化,以及農民日常生活用品的化學化,使大量的污染物排放已經牢固嵌入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中,并遠遠超過了它能消化的限度;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地區的招商引資,以及城市環境治理過程中的污染轉移,則進一步加重了那里的環境壓力。
更為不幸的是,與污染在農村的蔓延、“普及”和深化的歷程相對,我們的環保重點始終是在城市和工業,農村環境治理大致是“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環保下鄉”不過是2007年以來的新鮮事。也正因如此,迄今沒有建立起關于農業和農村污染的檢測、管控和保護體系。
應當承認,從近年來環保部出臺的相關政策,如“以獎促治”、“依考促治”等,以及中央多個“一號文件”可以看出,農村污染確實已經受到重視,資金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是與農村環境治理已欠賬近30年相比,實際投入極為有限:2008年—2013年,財政投入的專項資金不超過600億元,只相當于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1.5%和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2.7%,其中中央財政的投入額(195億元)不到其節能環保支出的2%。與此相應,它惠及的村莊自然有限,即便到2015年底完成環保部的預期目標,得到治理的村莊也不過6萬個,只占“迫切需要治理”者的30%。而相關調查發現,同樣由于經費短缺,一些已治理的村莊建立起的環保設施無法正常運行。
環保領域的城鄉差距,可能已經成為中國嚴重的城鄉差距。鑒于農村不只是農民的居住地和城里人抒發“鄉愁”的“故鄉”,也是關系到所有人飯碗的農產品產地和中國的根基,這種局面不應該再持續。至于扭轉局面的關鍵,基于中國的國情,還是要靠高層進行“頂層設計”:下定決心,向鄉村污染和加劇污染的行為宣戰,同時徹底調整資金分配上的利益關系,終建立起堅實有效的監管保護體系和財政保障體系。
環境整治在路上
重慶市是國家確立的農村環境連片整治示范地區。重慶市環保局有關負責人指出,重慶市農村環境連片整治開始于2008年。6年來,重慶市在36個涉農區縣的1470個村實施了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共建設了集中式污水處理設施1059套及配套管網896公里,新增生活污水處理能力9.53萬噸/噸;建設垃圾收集點24581個、垃圾中轉站281個,新增垃圾處理量752噸/日;建設集中式畜禽養殖污染治理設施192套,新增畜禽養殖糞污處理及綜合利用能力1134噸/日。
據這位負責人介紹,通過實施農村環境連片整治,重慶市有200多萬農村人口直接受益。
位于西部的寧夏回放自治區也在2008年啟動了農村環境連片整治。寧夏自治區環保廳生態處處長尚靜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說,2008年至2013年,寧夏累計投入近13億元對全區1483個農村行政村進行環境綜合整治。
通過5年的整治,目前,寧夏農村已經建成生活污染集中處理設施128座,配套建設了1454公里的污水管網;建設垃圾中轉站與填埋場285座,“全區2/3的鎮區駐地中心村鎮生活污水建設了污水處理設施。”尚靜透露,通過農村環境連片整治,寧夏自治區1/2以上的農村人口生活環境得到了改善。事實上,重慶市以及寧夏自治區只是全國農村環境連片整治諸多成功個案中的兩例。
環保部生態司有關負責人表示,對于農村環境治理,早在2008年7月國家有關方面就開始著手進行。這一年,國務院明確要求實施“以獎促治”政策,開展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解決農村突出環境問題。
而真正意義上的農村環境大整治,則始于2010年。據這位負責人介紹,從2010年開始截至2013年底,中央財政共安排農村環保專項資金195億元,帶動地方各級政府財政投入260多億元,支持4.6萬個村莊開展環境整治,8700多萬農村人口直接受益。
然而,“重慶一些地區非常貧困,一些污染治理設施運行經費面臨壓力,一個村運行經費一年就要幾萬塊錢,對于一些貧困地區確實困難。”重慶市環保局有關負責人介紹說,這是重慶市在進行農村環境連片整治遇到的一大難題。
不過,資金不足只是諸多問題中的一個。在環保部副部長李干杰看來,從2010年,23個省(區、市)開展農村環境連片整治示范工作以來,一些地方突出的農村環境問題得到了治理,村容村貌得到改善。但是,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重工業、輕農業,重點源、輕面源”形成的環境保護城鄉二元結構尚未取得重大突破;農村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尚未根本改變;農村環保投入欠賬過多的局面亟待扭轉;農村環保法律法規還需不斷完善。
“亟待開展環境治理的建制村數量龐大。”據李干杰介紹,全國建制村共有60萬個,大多數缺乏必要的環保設施,目前通過“以獎促治”治理的建制村僅占全國總數的8%,與實際需求仍有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