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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爾
破農村垃圾處理頑疾 化解“四難”四川領跑全國
住建部提出，5年內全國90%村莊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處理，而已有良好基礎的四川提出力爭1年內完成目標。處理農村生活垃圾，四川給出的時間表，遠遠快于全國。
11月18日，全國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要求，將用5年時間，使全國90%村莊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處理——而四川提出，力爭1年內完成目標。領跑全國，四川有足夠的自信：2007年，對生活垃圾進行處理的行政村僅占總量4%；6年后，這一比例已達到85%。
垃圾處理一度成“頑疾”
“（上世紀）六十年代淘米洗菜，七十年代飲水灌溉，八十年代水質變壞……”說起過去村邊小河的狀況，自貢市百勝村村民何遠清認為，亂扔生活垃圾是“主兇”，“塑料袋、包裝紙都淤積河邊，咋個不臟嘛！”
亂扔垃圾，曾是四川、乃至全國農村的常態。目前農村每年產生約1億噸垃圾，大多仍以亂丟亂棄、自然消解方式處理。“很多時候，就是‘垃圾騰挪’——從村內顯眼處移到僻靜處。”研究表明，報廢農膜、電池等垃圾難以自然降解，“垃圾圍村”只會污染環境，甚至形成致病源。
解決這一問題，并非易事——和城市相比，農村垃圾處理更為艱難。由于農村居住點分散，垃圾收集、轉運成本高昂；就處理而言，自建填埋、焚燒設施投資大，農村財力難以負擔。若全交由城鎮處理，又會給后者帶來巨大壓力。
無分類意識、無收集設施、無轉運設備、無保潔人員、無回收體系，農村生活垃圾成了“頑疾”。
為治“頑疾”，四川三步并舉探索農村垃圾處理新模式。
村民自治、市場運作
“村里垃圾有人掃，家里垃圾懂分類，生活垃圾的處理水平也看齊城市……”11月18日，四川省眉山市丹棱縣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經驗，在全國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電視電話會上，被解讀、推廣。
據了解，農村垃圾處理一直有著投入難、減量難、監督難、常態維持難“四難”特點。但丹棱縣從2011年起，就試水“村民自治、市場運作”模式，化解“四難”，實現農村垃圾“綠色”處理。“既告別了政府‘大包大攬還沒效果’的尷尬，更有效提升了村民的自治水平。”
修好垃圾池 確定保潔承包人
丹棱縣城鄉環境綜合整治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古維芬表示，農村垃圾散而多，且每家的清掃時間很隨意，所以，丹棱在解決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難題時，沒有放在“意識教育”上，而是先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農民方便、大小適宜’為原則，以鄰近的3-15戶不等修建大小不一的定點傾倒池，山區分散的農戶則發放編號籮筐、背篼，每個村統一建收集站，由縣環衛所直接轉運處理。”古維芬說，這比挨個上門去叮囑注意衛生有效多了。
但點位里的垃圾，如何“走”進收集站？2011年，丹棱在龍鵠村試點引入市場化運作方式，“政府不再大包大攬，而是在村民大會和村民代表大會上，公開競標確定垃圾收集和公共區域常態保潔的承包人，由承包人與村委會簽訂協議，明確工作職責。”
這一“政府省心，村民滿意”的做法迅速在全縣推廣，各鄉鎮還結合實際情況，采取“連片”承包或“打捆式”承包方式確定保潔承包人，當年底，丹棱就實現農村垃圾處理的全域覆蓋。
市場化運作激發村民自治熱情
古維芬算了一筆賬：若實行縣政府全額保障農村生活垃圾處理基礎設施建設，需投入1264萬元，而目前的統一規劃，對全縣71個村僅投入337萬元，財政一次性少投入927萬元，節省73%的資金。同時，通過市場運作，村民自籌保潔費用，為縣上節約聘請保潔員等一系列費用，縣上每年只需拿出約50萬元，補助部分山區、丘區村垃圾收集費用，每年可節省88%的資金。但她卻認為，“丹棱模式”值得借鑒的，是激發了村民自治的熱情。
據悉，很多來“取經”的人都會問，“村里給保潔承包人每年的幾萬元保潔費，錢從何來？是靠村集體經濟收入支付嗎?窮的村怎么辦……”古維芬坦言，多數村由每個村民每月交納0.5-2元不等的保潔費，經濟條件較差的村，再由村集體經濟收入和縣財政補助解決。“農村生活垃圾處理都寫進了各村的《村規民約》，作為一種制度保障，哪怕是村上集體經濟再有錢，都會讓村民交這個保潔費，目的就是增強村民主人翁意識。”張志明感受就很深，“交了錢就不一樣，村民會認真監督。”
龍鵠村村支書羅朝運介紹，全村每人每月1元，一年大概能收1.8萬元的保潔費，可解決的卻是大問題，既籌得保潔承包費，還讓村組干部、承包人、村民三方形成相互監督機制。“就像城市里小區物業、清潔工和住戶之間的關系。”羅朝運說，在試行的初三個月，村干部平均會收到2條以上村民舉報亂倒垃圾或詢問電話、信息。
據悉，從2012年和2013年投入費用看，村民自愿交納的費用約占承包費的80%，實行鄰村、連片、整鄉鎮承包的達100%，村集體經濟投入和財政投入分別約占承包費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