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污染是中國當今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其實,中國古人很早就有“環保治國”理念。那么古人是怎么搞環保的呢?
事實上,環保是國人一直重視的問題,中國古人早提出了“環保治國”理念,設立了世界上早的“環保部”,還進行了早的“環保立法”。
古代管環保的部門,名稱自然不叫“環保部”。據清黃本驥編纂《歷代職官表》,中國古代早期的環保部叫“虞”。“虞”既是機構名,又是官銜名,其很大一部分職能與今天的環保部相同,但所管理范圍更大,山、林、川、澤的保護與治理,都是“虞”的職責。
在上古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由于生存條件原始,人們對大自然更依賴,相應的,也更注意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司馬遷《史記》開篇卷《五帝本紀》中,便記述了舜的事跡。舜上位后進行了行政機構改革,根據當時的需要,分設九官。這九官,相當于現在中央的九個部委。
舜所設九部委中就有環保部——“虞”。虞的編制不小,任虞官名叫伯益。國內有環保學者認為,舜所設的“虞”,應是世界上早的“環保部”,伯益是早的“環保部長”。伯益的確是環保專家,從史書記載和傳說來看,伯益是嬴姓史祖,治水專家大禹的得力助手,他發明了水井,保證人類飲用水源免受污染;同時還是動物保護,即《漢書·地理志》中所謂“伯益知禽獸”。另傳,《山海經》也是伯益寫的。舜設立“環保部”一事,雖然并未被現代考古發現所證實,但“虞”作為環保機構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卻是不爭的史實。
在周代,“環保部”編制更大,周與前面的夏、商兩代一樣,中央機構實行“大部制”,但“環保部”被進一步細化,有山虞、川衡、林衡、澤虞等4個平行部門,統統歸“地官司徒”領導。其中,山虞的地位高,美國學者埃克霍姆稱之為世界上早的“山林局”。
秦漢時虞被“少府”替代,到三國之后,又恢復了“虞官”。唐、宋、明、清諸時期,朝廷均設有虞衡司,此司即“虞部”。
中國早的環保立法
古代環保立法可以追溯到夏代大禹執政時期。《逸周書·大聚篇》記載,大禹在任時曾頒發了一條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綱罟,以成魚鱉之長。”即春季實行“山禁”,夏季實行“休漁”,這對保護環境,保證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均起到了積極的促進的作用。禁令本意雖非出于環保,而是考慮物產,但仍可以看作是中國早的環保禁令。
到了周代,環保禁令的范圍變得更為寬泛了。公元前1050年前后,周文王在攻打崇國時曾出臺“伐崇令”:地面部隊進入崇國境內內,“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即要求部隊不得填埋水井,不得砍伐樹木,一句話,不得破壞崇國人民的生活環境和設施。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出現了真正意義的“環保條款”。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夢縣城關睡虎地11號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秦簡,其中一部分竹簡上記錄的是秦國的法律,后整理出了《秦律十八種》。“環保條款”記錄在其中的《田律》上,這部法律因此被看成是中國早的“環保法”。
《田律》中,除了前代規定的春季不準亂砍亂伐外,還有多條環保規定。其中有兩條很新鮮,一是,規定不得堵塞河道,即所謂“雍堤水”;二是,不是夏季不準焚燒草木灰當肥料,即所謂“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特別是“毋敢夜草為灰”這一條,就今天來說,對保護大氣很有作用,可以避免大氣污染,減輕霧霾天氣。
《呂氏春秋》·士容論》中也提及了秦國這類“禁燒”規定,有“澤人不敢灰僇”一說,即不準在澤中割草燒灰。在同一時期的齊國,同樣有類似的不準隨意放火燒荒的規定,管仲“春禁”中的禁“倮大衍”、“行大火”,就是這意思。
后代相關環保法令中,便保留了“禁燒”條,對極容易污染大氣的焚燒行為作出種種限制。如《唐律·雜律》規定,“非時燒田野者”要被嚴懲。據《宋刑統》疏,所謂“非時”,是指每年陰歷2月1日以后至10月30日以前這段時間之外的時間。
在南北朝時,還出現了“禁燒”保護草原和地表植被的規定。《北齊書·文宣帝紀》記載,北齊天保九年(公元558年)春,當時的皇帝高洋便下了一道紅頭文件(詔):“限仲冬一月燎原,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只能在規定的冬季一個月內燒荒,其它季節一律禁止。
古代如何處罰不環保行為
任何法令都是結合時代的需要而產生和出臺的,如果沒有不環保的行為發生,是不可能頒布“環保法”的。那么在古代,如果出現不環保行為、違反環保法怎么辦?就規定本身來看,處罰比現代“環保法”上的條款嚴厲多了。
西周周文王的“伐崇令”,看來為嚴厲了,規定“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遵從禁令,一律處死,且不得赦免。
“伐崇令”畢竟是戰時環保禁令,正常情況下又如何?也嚴厲,在齊國便是這樣。《管子·地數》中有這么一說:“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即破壞封山行為是死罪,不得赦免;有違犯禁令的,左腳踏進,砍掉左腳;右腳踏進,砍掉右腳,這比“伐崇令”,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種為保護環境而剁斷肢體的殘酷懲罰,其實在殷商時期已出現。《韓非子·內儲說》有這樣記載,“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即把灰燼這類生活垃圾倒在街道上,被發現后將被剁掉手。
在進入封建時代后,中國古人對破壞環保行為的處罰有所放松,但也不輕饒。如在唐、宋兩代,隨便燒荒者一旦被抓到,要被判處古代五刑中的笞刑——“笞五十”,即用鞭杖或竹板抽打屁股(臀)或背部50下;“伐毀樹木”的,則以偷盜罪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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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術、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已是世人皆知。其實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國古代環境領域還有三項重大發明——便桶、垃圾堆和水井。
便桶是古人進入文明時代的一個重要標志。便桶既解決了人的排泄物問題,提高了衛生條件,又是實現排泄物資源化重要手段,因此,在農業文明時代沒有生活污水的問題。
垃圾堆是實現垃圾資源化的重要手段。古人并不將垃圾視為污染物,而是將不可回收的垃圾集中堆在一起或者倒在大缸中,待其風化成塵土,再作為肥料回歸田地里。因此,農業文明時代也沒有“垃圾圍城”的現象。
水井的發明時間大致可以確定在5000年以前。水井解決了古人的飲用水問題,由于井水是地下水,經過巖層的過濾,水質清澈,且常年恒溫,水中細菌的生長受到了壓制,即使不消毒,也可達到飲用標準。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中國古代環境領域的“三大發明”早已發生巨大顛覆。抽水馬桶取代了便桶,其在為人類帶來潔凈衛生的環境的同時,又因其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資源,造成大量的污水,一直飽受“萬惡之源”的詬病。垃圾堆在現代則是越堆越大,一方面垃圾數量急劇增加,處理能力跟不上垃圾的產生速度,導致“垃圾圍城”;另一方面是垃圾不分類,導致處理難度日益加大。由于自來水的發展,水井的使用已越來越少。自來水為現代生產生活提供了方便,也導致了生活污水、工業廢水的排放量日益增大,加劇了水環境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