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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爾
從過完年到現在，蘇霞已經接了好幾個“打包”的債務催收案件了。
蘇霞是一名律師，主要從事房地產與建設工程類相關的法律業務，她是北京市律師協會第十二屆土地與房地產專業委員會委員，也是北京市君永律師事務所房地產業務部主任。往年，她接手的案件種類比較多，有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房屋買賣合同糾紛、公司糾紛、婚姻繼承糾紛，各種類型都有。但今年，債務催收類的案件則明顯多了起來。這些案件中，有的是買賣合同貨款的催收，有的是破產債權的催收，還有的是工程勞務費、工程款的催收，各行各業的都有。
債務催收類案件為何增多？在她看來，核心是“錢少了”，所以債務糾紛就多了起來。
公開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據“環保圈”統計，今年上半年，150家環保企業的應收賬款累計已高達2036億元，平均每家13.6億。而在2023年底，這一數據還是1873億，半年增長了8.7%。無論是規模還是增速，都再創歷史新高。應收賬款高企，帶來的結果就是與之相關的訴訟增多。例如，今年8月，萬德斯就一紙訴狀將周口市淮陽區城市管理局告上法庭，理由是周口市淮陽區城市管理局拖欠萬德斯款項且分文未付。最終，雙方達成調解，周口市淮陽區城管局須在約定期限內向萬德斯分期支付1369.3萬元。
1 春節剛過，就接到了今年的第一個案件
龍年春節剛過，蘇霞就接到了今年的第一個債務催收案件。
當事人是一家經營消防工程的企業，欠他們錢的是一家裝修公司。某銀行發包了一個裝修工程，這家裝修公司中標后，又把其中消防設施提升改造的部分分包給了這個當事人。拖欠的款項其實剩余不多了，大概有30萬元，拖了2年多都沒給，到后來發短信、打電話對方都不接。春節過后，當事人一看3年訴訟時效馬上就要到了，無奈之下只好決定起訴，并委托蘇霞來辦理。2月28日，蘇霞到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立了案，事情很快就有了回音。
起訴之后，原本一直聯系不上的對方終于出現了，他們也同意和解。3月14日，對方與當事人及蘇霞在一個咖啡館里談和解，經過洽談，雙方各讓一步，達成了一致。4月18日，對方把拖欠的工程款打了過來，案件結案。從2月底立案到4月下旬結案，整個案件只用了不到2個月，速度已經非常快了。
讓蘇霞沒想到的是，這起案件僅僅是一個開始。整個2024年，她又接手了好多類似這樣的債務催收案件。比如，7月初，她接到的破產債權催收打包案件中，有一個標的不大的案件，但已經拖欠了好幾年。之前債權人也用過一些手段，但都沒有效果。接手之后，蘇霞先去法院申請了強制執行，法院通過公開查詢，凍結了對方的銀行賬戶。沒想到，這個辦法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原來，被凍結的這個賬戶恰巧是債務人用來還房貸的賬戶，每個月23日是銀行的扣款日，如果到那個時候還不解封，就會影響他正常還房貸。所以對方很著急，很快就打來電話，表示要盡快履行。沒過兩天，這筆拖欠多年的賬款就打了過來。7月9日立案，8月8日付款，間隔時間還沒到一個月，這起案件幾乎創下了蘇霞經手案件里的“最快速度”。
當然，并不是每一起案件都需要到法院去起訴，也可以采取一些“非訴”的手段。今年9月，蘇霞收到一批“打包”的債務催收案件，接到案件之后，她先對案件進行了梳理，把它們分為不同類別。金額小的，先通過打電話、發短信、發律師函等試試，有些公司收到律師函后，可能不用起訴就愿意付款了。
比如其中一起案件，標的額3萬元。9月中旬給對方發的律師函，要求對方“十一”之前付款，但后來并沒給。直到10月中旬，才把錢打了過來。
雖然比之前說的晚了半個月，但總體來看，一個月左右能夠拿到款已經算是很快了。如果去法院訴訟，碰到業務比較忙的法院，有可能一個月案子還沒分發下去，仍在立案庭手里。
“有些當事人很著急，但急也沒辦法。不過今年經我手催收的款項，確實有部分結果比較理想，可能也有一些運氣的成分。”蘇霞說。
2 錢少了，所以債務糾紛就多了
事實上，類似這樣的債務催收案件，幾乎貫穿了蘇霞的2024一整年。往年，她接手的各種案子都有，比如建設工程糾紛、合同糾紛、公司糾紛、遺產繼承糾紛、離婚糾紛等。但今年以來，債務催收類的案件則明顯增多。除了委托給她辦理的案件，還有一些當事人只是前來咨詢一下，這些咨詢案例里，債務催收類的案件也有不少。
“以前咨詢的類型多種多樣，現在則比較集中，主要都是一些欠款的，有工程款、裝修款、材料款、借款、勞務費等，大多集中在這幾個方面。”蘇霞說。催收案件之下，有很多細分的類型，比如工程款催收，購買破產債權進行催收，買賣合同履行完畢后的貨款催收，還有建筑勞務費的催收等。有一些案子，法院已經判了，但執行過程中發現對方沒錢，沒有履行能力。這個時候就需要追加被執行人，尋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股東、出資人等，要求承擔責任。
甚至還有的案子，蘇霞的當事人是作為被告，被別人起訴，要求給付欠款。不管是原告還是被告，核心的一個原因，都是“沒錢”。“錢少了，所以債務糾紛就多了。”
蘇霞表示，建筑行業的欠款大多是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的，所以以前很多小標的欠款當事人都“不屑于要”。但今年，幾十萬的欠款也開始要了，公司自己的人員催收一下，如果不行就轉給法務，然后委托律師去起訴。“可能是新的‘蛋糕’少了，大家就多在存量里扒拉扒拉，找找試試。”她說。
總體來看，光蘇霞自己，今年債務催收類的案件就比往年增加了3倍多。在她今年接手的案子里，債務催收類案件已經占比達到60%以上了。
而在她們律師事務所，同事們閑聊時也發現，今年這一類型的案件明顯增多。此外，還有一個側面的證據，也讓她覺得今年的債務糾紛比以前多了，那就是法院門口的保函推銷員多了起來。所謂保函，是當事人起訴后為防止對方轉移財產，要申請法院將對方財產進行保全。但申請財產保全需要提供擔保，這時候就可以由保險公司出具一份保函，通過保險的形式進行擔保，而不需要占用自有資金或房本了。
有一次，蘇霞去法院立案，出門的時候有人要加她微信，開始還以為是客戶咨詢，后來才發現自己是他們的客戶——對方是推銷保函的。如果當事人要做訴訟財產保全，需要提供保函，就可以找他們。
蘇霞表示，保函這項業務其實一直都有，但以前，她在法院門口從沒碰到過推銷保函的。但今年，法院門口的保函推銷員則明顯增多，她在北京的很多法院，如西城區法院、朝陽區法院等都碰到過。
“保函保的是財產，需要出具保函的大都是債務糾紛。法院門口的保函推銷員增多，也從側面證明了今年的債務糾紛多了，對保函的需求增大了。”她說。
3 “他付我錢，我才給你錢”，這樣的條款是無效的
在蘇霞接手的債務糾紛案件中，有一類案件是比較多的，就是“背靠背”類的案件。所謂“背靠背”，并非專業法律術語，而是在長期建設工程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的行業用語，并擴大應用于買賣合同、服務合同等具有上下游關系的合同類型中。通俗點說，“背靠背”就是“他付我錢，我才給你錢”，雙方在合同中約定，付款方的付款時間、金額、方式等，以第三方給付為條件。
今年以來，蘇霞已經接手了6-7個含有“背靠背”條款的案件了。比如前面提到過的開年第一個案件，對方的付款條件就是“以大甲方的付款比例進行付款”。
還有一個案件，某地鎮政府發包了一個地質災害治理工程，甲方承接了這個項目，然后蘇霞的當事人又負責為其提供建筑材料，其實只是個簡單的供貨合同。工程早在幾年前就結束了，當時鎮政府沒有及時給付款項，所以甲方也就拖著蘇霞當事人的款項。不過，今年年初，鎮政府已經向甲方付款了，但甲方卻還一直拖欠著材料款不給。
7月份，當事人委托蘇霞把甲方起訴了。過了2周，鎮政府就把甲方和蘇霞的當事人召集到一起，商談還款事宜。經過一番談判，目前余款已經支付。蘇霞表示，這類糾紛中，“背靠背”條款是引發相關款項支付糾紛的重要原因，本質上其實是甲方將第三方付款的風險轉嫁給了下游供應商，明顯有失公允。
實際上，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剛剛發布了《關于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約定以第三方支付款項為付款前提條款效力問題的批復》，對此類問題統一了裁判尺度。
《批復》顯示：
一、大型企業在建設工程施工、采購貨物或者服務過程中，與中小企業約定以收到第三方向其支付的款項為付款前提的，因其內容違反《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第六條、第八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認定該約定條款無效。
二、在認定合同約定條款無效后，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結合行業規范、雙方交易習慣等，合理確定大型企業的付款期限及相應的違約責任。雙方對欠付款項利息計付標準有約定的，按約定處理；約定違法或者沒有約定的，按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計息。大型企業以合同價款已包含對逾期付款補償為由要求減輕違約責任，經審查抗辯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也就是說，在“背靠背”合同中，甲方與中小企業約定“以收到第三方向其支付的款項為付款前提”，這樣的條款是無效的，應該照常支付。
打了這么多催收官司，蘇霞也有一些心得。比如，對于金額不大的案件，可以先試試非訴手段，比如打電話、發律師函，有可能比走訴訟程序效率更高，而且小金額的對方也有意愿履行。
而對于標的比較大的，自行和解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對方很多時候其實就是“等著被起訴”，因為自行和解的話一時半會沒有錢給，被起訴了起碼還能拖延一段時間。
一旦進入訴訟，對方也會更加重視。因為在企查查等公開信息平臺上會有公司的涉訴案件記錄，非常有可能導致銀行融資困難，交易對象可能也會覺得你信用不好，所以他們也不希望陷入訴訟太久。
對于這類案件，委托律師來處理，可能更加穩妥。例如調查取證，在與對方徹底撕破臉皮之前，可以取得對自己更有利的證據。否則一旦起訴，對方可能就“不配合”了。
當然，進入訴訟流程后，如果能在法院主持下達成和解，也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結果。一方面節省司法資源，另一方面也能盡早“落袋為安”。如果無法達成和解，法院也會在查明案件事實后進行判決。
原標題：應收賬款官司增多，律師今年要賬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