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際上除了在持續加強對來自范圍1、2、3的碳排放的核算監管與披露要求外，對“避免排放”或“范圍4”的排放的關注度也在顯著提升，目前已有多個來自能源、通信、互聯網等不同行業的企業實現了對其產品或服務所形成的“避免排放”的計算與披露。本文對“避免排放”的定義、披露企業、披露難點與意義進行介紹與分析，并對“避免排放”未來的發展方向提出相關建議。
 

　　2024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在對2024年政府工作任務的部署上，李強指出，要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提升碳排放統計核算核查能力，建立碳足跡管理體系。在今年年初陸續閉幕的2024年地方兩會上，各地公布的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無一例外地將“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作為節能降碳領域的核心，而碳排放計量與碳足跡管理標準體系的建立作為推進“碳排放雙控”、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保障，成為了多地任務部署的重點方向。例如，海南省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明確要探索建立海南重點行業產品碳足跡核算、認證標準，開展碳標簽試點；廣東省報告指出要推進國家碳計量中心建設和碳足跡試點；安徽省報告明確要建立健全分市碳排放統計核算方法，推進全省“雙碳”管理一體化平臺建設；河南省報告指出要落實重點產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跡、碳標簽認證制度，籌建國家碳計量中心。
 

　　近年來，國際上除了在持續加強對來自范圍1、2、3的碳排放的核算監管與披露要求外，對“避免排放”或“范圍4”的排放的關注度也在顯著提升，目前已有多個來自能源、通信、互聯網等不同行業的企業實現了對其產品或服務所形成的“避免排放”的計算與披露。本文對“避免排放”的定義、披露企業、披露難點與意義進行介紹與分析，并對“避免排放”未來的發展方向提出相關建議。
 

　　一、什么是“避免排放”？
 

　　“避免排放”(Avoided Emissions)，在國際上亦被稱為“范圍4”排放(Scope 4 Emissions)，其概念最早由Greenhouse Gas Protocol于2013年提出[1]，定義為“在產品生命周期或價值鏈之外，但由于使用該產品而產生的減排”。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在2019年[2]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比較排放影響”的概念，可以定義為由于某產品而發生的全系統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或清除量變化的總和，或某產品與提供同等功能的某些替代產品之間的全生命周期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差異。當該差異是正向變化時，表明該產品相對于基準情景減少了排放，即產生了“避免排放”。Mission Innovation在2020年[3]將“避免排放”定義為“解決方案(產品或服務)能夠在顯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情況下執行相同的功能”。測量“避免排放”的方法是將沒有啟用解決方案的基線情景與使用啟用解決方案方案的情景進行比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和Net Zero Initiative(NZI)在2023年[4]將“避免排放”定義為“運用解決方案時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與沒有解決方案的情況下會發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間的差異”?？梢?，目前對“避免排放”的概念已基本達成共識，即解決方案相對于基準情景可以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誰在報告“避免排放”？
 

　　近幾年，全球多家不同行業的公司陸續公開披露其相關經濟活動帶來的“避免排放”，包括通信企業、能源企業等。作為第一家凈零目標通過科學碳目標倡議(SBTi)驗證的電信公司，Telefónica在2023年7月發布的《氣候行動方案》[5]中披露了其“避免排放”表現。Telefónica提出，自2017年以來，在Carbon Trust的支持下，Telefónica開發并應用了一種計算方法，將其數字技術與服務為客戶帶來的生產效率提升，包括能源、運營和材料消耗方面的效率提升，轉化為“避免排放”。2022年，由于Telefónica產品——Eco Smart系統和連接服務帶來的運營效率提升，幫助Telefónica的客戶避免了8173.8萬噸二氧化碳的排放，約為該組織碳足跡的35倍。印度電力公司Renew Power則認為其提供的清潔電力產品所帶來的減排效益，同樣可作為“避免排放”。在2021-2022年度的《可持續發展報告》[6]中稱，Renew Power宣布，2021-2022年，公司通過可再生能源發電和運營幫助印度避免了1100萬噸的碳排放，相當于印度電力行業1.1%的碳排放，是公司范圍1和范圍2排放量的200倍。美國Pacific Gas & Electric(PE&G)公司也在其2022年發布的《氣候戰略報告》[7]中稱，將在2030年之前通過加強脫碳電力供應、提升交通行業電氣化水平、提升建筑行業能效和電氣化水平、推進清潔天然氣能源供應等舉措減少來自其服務的客戶和社區的碳足跡，以提升企業“避免排放”表現。
 

　　三、報告“避免排放”的難點與意義
 

　　缺乏統一的方法學與基準線導致“避免排放”的公信力有限。目前，全球范圍內尚未建立明確統一的“避免排放”或“范圍4”排放的核算與披露標準，因此，相關企業在實際測算和披露“避免排放”時，由于缺乏具體規范或標準的指導和約束，可能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采取對企業有利、但對數據準確性不利的行為。一方面，計算和披露“避免排放”的企業不僅在計算方法上會盡可能選擇成本低、且帶來更大減排量的方法學，在公開報告中也通常只關注產生“避免排放”的產品或服務所帶來的積極影響，而選擇忽視該產品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由于基準情景是一個假定的、并未發生過的場景，因此在基準情景選擇方面往往存在較大的自由度，也難以判斷其準確性。例如，企業通常會將評估產品的排放量與現有產品或競爭對手的產品進行比較，而這一過程可能會受到選擇偏差的影響。此外，對產品銷售額等受未來經濟環境、消費者習慣等因素影響的變量預測也同樣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
 

　　然而，“避免排放”符合綠色消費趨勢下消費市場對產品碳排放信息的需要，有必要也有機會進一步發展。2023年7月，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發布《關于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的通知》，明確指出要推廣綠色消費，積極發展綠色低碳消費市場，健全節能低碳和綠色制造標準體系，完善綠色產品認證與標識體系，鼓勵先行制定團體標準和企業標準。一方面，在綠色消費趨勢下，企業對其產品“避免排放”信息的披露既有助于滿足消費者對獲取綠色產品量化減排信息的需求，從而促進消費者做出綠色消費的決策；另一方面，消費市場對綠色產品的偏好將激勵更多企業參與到測算和披露“避免排放”的行列中來，有利于相關方法學與標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誰能嘗試報告“避免排放”？
 

　　建議可再生能源、物流、節能技術和電子產品、新能源汽車、可持續建筑等領域的企業率先探索報告“避免排放”。一方面，上述行業的企業所生產或運行的產品或服務由于應用范圍廣泛，相應產生的“避免排放”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也較為深遠。另一方面，相較于其他行業，上述行業的企業所生產或運行的產品或服務更容易對碳減排產生直接影響，因而在具有更大碳減排潛力的同時，碳足跡核算和管理方面的難度也相對更低。例如，在新能源發電領域，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的數據，2022年新能源已成為我國電力對外投資項目數量最多的領域，占比約58%，其中太陽能發電和風電項目總投資額達到18.5億美元[8]，而這些出海的新能源發電項目無疑可為當地創造大量的“避免排放”，可展現出我國企業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的重要貢獻。在物流領域，隨著運輸企業逐漸加強對車隊、機隊等的燃料使用效率和相關運輸碳足跡減少的重視，“避免排放”的正面效應或將愈來愈顯著。例如，順豐基于其自主構建的碳管理體系，通過應用數智碳管理平臺——豐和可持續發展平臺，對包裝、運輸、中轉、派送等多個環節的碳排放數據進行整合。憑借該平臺的標準化碳管理底盤能力，順豐或可在未來實現對其產品和服務為客戶所帶來的“避免排放”的測算，并通過提供碳核算服務、標準化低碳物流產品，為客戶提供定制化低碳供應鏈解決方案，亦將有助于開拓新興業務領域。
 

　　專題 1 阿里巴巴集團“避免排放”實踐案例分析
 

　　阿里“范圍3+”實踐國內領先，但在計算方法的透明度和嚴謹性方面還有提升空間。2023年7月24日，阿里巴巴集團(以下簡稱阿里)發布《環境、社會和治理報告(2023)》，提出在2023財年中，阿里圍繞低碳出行、低碳餐飲、低碳商品、閑置再利用、低碳云、低碳辦公、低碳物流、低碳生產八大方向的“范圍3+”減碳量達2290.7萬噸，此舉充分實踐了“避免排放”理念，體現阿里在應對氣候變化、踐行ESG長期戰略方向方面的決心，其在平臺帶動減排方面的嘗試值得推廣和借鑒。然而，阿里此次對“范圍3+”排放量測算的嘗試在計算方法的信息披露方面還有待提高。阿里并未在其2023年發布的《環境、社會和治理報告》中公布“范圍3+”排放的基準情景，也沒有明確說明其測算該減排量的具體方法，例如具體的生命周期評估方法、時間范圍、數據來源等。
 

　　考慮到全球關于“避免排放”的討論與應用均在初級階段，而綠色消費趨勢帶動“避免排放”的參與者與應用者不斷擴充，未來“避免排放”的核算方法、披露原則等均有望如同溫室氣體核算體系般逐步發展和完善。因此，建議阿里一方面積極推動“范圍3+”概念在國內的普及與應用，擴容標準體系建設與市場需求響應隊列；另一方面進一步調整優化基準情景和解決方案的假設和相關數據，以“標桿”要求不斷提升自身“范圍3+”減排量的嚴謹性和準確性。
 

　　原標題：IIGF觀點 | 施懿宸、周蕎：“避免排放”披露現狀及發展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