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發展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五篇大文章”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熱議話題。綠色金融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堅實后盾,“雙碳”目標和“五篇大文章”為綠色低碳和可持續發展按下了“快進鍵”。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在出席全國兩會記者會時表示,“要持續完善綠色和轉型金融的標準體系,發展綠色金融市場,豐富綠色金融產品,強化以信息披露為基礎的市場約束機制”。全國人大代表、畢馬威中國顧問李慧瓊則表示,“要以信息披露為突破點,推動信息披露標準化,結合中國實踐,發布ESG信息披露和評級指南,推動ESG報告使用第三方認證”。ESG與社會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相輔相成,可以有效地平衡經濟、社會與自然環境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隨著我國“雙碳”目標的穩步推進和金融市場改革發展,以ESG為核心的可持續發展理念逐漸受到了監管部門、上市公司以及投資者的高度重視。
一、引言
近幾十年來,投資者和監管機構更加關注企業在推動長期可持續的全球目標方面的作用。這導致對企業社會責任(CSR)的需求顯著上升。大公司幾十年前就采取了社會責任政策,但實際分水嶺是在2019年商業圓桌會議(BRT)的聲明中,公司應該放棄股東至上投資原則,轉而考慮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ESG投資原則已成為投資者投資中優先考慮的重要因素(Alles et al.,2022)。投資者越來越多地將ESG相關信息整合到投資決策中(Berg et al.,2023),并從追求ESG投資原則的公司中獲得利益。2020年初,全球可持續投資達到35.3萬億美元,比2018年增長15%,比2016年增長55%。鑒于ESG對投資者的重要性,全球評級機構開始對其進行評級,為投資者提供可比較的ESG指標。
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漸認識到,ESG的風險和機遇既會影響公司的財務業績,也會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性,這促使他們推動和規范強制性ESG報告。這一趨勢得到了全球組織的支持,這些組織致力于推動更多與ESG相關的公司進行披露。
然而,投資者會擔心,企業可能會利用非財務ESG報告來轉移對其糟糕財務業績的關注度。具體來說,一個主要的擔憂則是,“壞”公司會試圖通過增加ESG活動來達到更好的ESG評級,從而掩蓋其糟糕的表現,這反映在其財務報告的低質量上(Edmans, 2023)。或者,對ESG活動的過度投資可能導致對財務報告質量(FRQ)的投資不足(Cherkasova and Nenuzhenko, 2022;Edmans, 2023;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1)。
鑒于此,本文為首個在美國上市公司的綜合數據集中研究ESG評級與財務報告質量之間關系的文章。作者的研究結果顯示,ESG分數與財務報告質量的關鍵指標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表明ESG分數越高,財務報告質量越好。此外,作者的研究表明,商業圓桌會議(BRT)聲明引發的對ESG報告的關注度增加,可能對財務報告質量產生了積極影響。因此,強制實施ESG報告更有可能提高財務報告的質量,而不是產生操縱的機會。
二、研究數據和模型
作者從使用最廣泛的商業ESG評級機構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MSCI)獲得了美國上市公司的ESG評級。在研究中,作者使用了基于三大維度的MSCI ESG總分:環境、社會和治理。樣本從2012年到2022年,包含了3907家公司。財務數據從EDGAR系統下載的公司XBRL財務文件中獲得。作者使用了五個財務特征(Palas et al.,2023;Palas and Solomon, 2022):規模、盈利能力、杠桿、增長和估值。
關于財務報告質量的測量,文獻中沒有一致的意見,作者使用三個眾所周知的代理:
1、盈利持續性
收益持續性代表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收益是對股票估值有用的預期現金流量的匯總度量。擁有更持久盈利的公司擁有更可持續的盈利/現金流,這將更有用地投入到基于現金流的貼現股權估值中,作者使用每股收益(EPS)作為用于收益的代理度量。
主要的回歸方程為:
在作者的分析中,被解釋變量是當年每股收益(EPSj,t)。解釋變量包括前一年和前兩年的收益(EPSj,t−1和EPSj,t−2),當期ESG評級(ESG SCOREj,t),所有11個控制變量,以及公司和年度固定效應。
2、現金流量預測
財務報表的基本目標是提供有用的信息,以評估公司產生未來現金流量的能力(FASB, 1978);因此,盈余的質量可以通過預測未來現金流量的能力來衡量。現金流量往往與公司的估值方式更密切相關(Foerster et al.,2017),盈余預測現金流量的能力可以用作盈余質量的代理(Nam et al.,2012)。回歸方程為:
3、盈余質量的外部指標:重述
除了盈余和現金流量的財務報表指標外,作者還使用一個外部指標,即財務報表重述表。重述是對以前發布的財務報表中的錯報進行的更正。研究人員、審計師和監管機構認為,較低的重述次數是較高的財務報告質量的可靠代表(Rowe and Sivadasan, 2018)。重述數據從SEC的EDGAR系統中收集,作者使用具有面板數據的線性模型來確定ESG分數與公司向SEC提交的重述次數之間的關系。被解釋變量是公司提交重述的次數,解釋變量是公司的ESG分數。
三、實證分析
1、盈利持續性回歸結果
表2所示的則是盈余持續性與ESG評級之間的相互作用(EPSj,t−x*ESG SCOREj,t)。主要變量的系數在短期和長期都是顯著為正,研究結果表明,公司的ESG評級越高,盈利持續性越高,因此提供的信息質量越高。
2、現金流量預測回歸結果
如表3所示,感興趣的主變量EPSj,t−x*ESG SCOREj,t的系數非常顯著,這表明,隨著ESG得分的提高,向投資者提供的信息質量在短期和長期內都有所提高。
3、盈余質量的外部指標回歸結果
模型1的結果表明,ESG與公司在整個期間提交的重述次數之間的關系不顯著。然而,作者以BRT報表為轉折點,在模型2中考察了該報表前后ESG評級與重述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在2020-2022年,二者呈顯著負相關。作者的研究結果表明,財務報表的質量(以重述次數為代表)與公司在BRT報表后的ESG得分密切相關。
四、主要結果
企業ESG政策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吸引了投資者的注意,引發了一場關于企業是否應該在報告財務數據的同時強制報告ESG數據的辯論。然而,人們提出的一個擔憂是,公司可能會利用這些信息分散投資者對糟糕財務業績的注意力,而糟糕的財務業績往往被糟糕的財務報告質量所掩蓋。另一個擔憂是,對ESG報告的過度投資可能導致對財務報告質量的投資不足。為了調查公司是否利用投資者對ESG評級所反映的非財務ESG績效的日益關注度來轉移對欠佳財務報告的關注度,作者分析了2012年至2022年在美國上市的公司。作者的研究表明,首先,
較高的ESG評級并不是以犧牲財務報告質量為代價的。具體而言,作者觀察到
較高的ESG得分、盈余持續性和盈余預測現金流量的能力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表明ESG表現出色的公司具有更高的財務報告質量。其次,這些公司與財務報告重述的數量呈負相關,這意味著
必須修改其財務信息的可能性較低。最后,作者的研究表明,
2019年BRT聲明促使人們更加關注公司的ESG績效,這對這種關系產生了有利影響。 原標題:文獻分析丨ESG監管與財務報告質量:是敵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