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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觀點之一提到，人們廣泛存在的自利與短視特點分別對應著“公地悲劇”和“界限悲劇”，當前人們愿意為應對氣候變化付出的“低碳溢價”不足以支撐足夠的碳中和產品供給，以電力這一完全標準化的商品為例，不管是工業或居民用電，由于任何一度電的使用價值均相同，因此風光發電與儲能、電網平衡的額外研發、建設與運維成本難以向消費者轉嫁，從而導致碳中和推進面臨動力不足的困境與需求側改革的必要性。在通過雙碳目標引導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研究碳中和發展過程中的價值分配對制定相關政策以厘清低碳轉型與發展思路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主要在延續上篇對碳中和需求側改革的論述基礎上，闡釋實現碳中和目標過程中的價值分配與流向，并對未來碳中和的發展格局進行展望。
一、 碳中和價值在時間維度上的分配
由于新能源、核能與儲能等新能源相關科技的研發與應用均需要獲得經濟利潤回報以支撐其投資不斷進行，而當前全球經濟增長減緩、國內供給側成本至需求側傳導不暢的局面不利于碳中和相關消費增加，如2021年出現了PPI與CPI剪刀差超過10%的情況，PPI長期維持高增速的同時CPI始終位于低位，企業商品生產過程中來自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上漲，但由于消費能力受限，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削弱了碳中和相關產業的成本效益。
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受限于發展階段、人民生活水平等客觀條件，及大多數歷史累積溫室氣體排放并非自身導致的現實情況，并沒有承擔“低碳溢價”的足夠意愿與能力。如前文所述，在“低碳溢價”廣泛被消費者接受之前，碳中和行動難以真正獲得利潤，因而面臨社會資金參與意愿程度不足、碳中和實際行動與氣候目標不相符的困境：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出發，使用價值是物的屬性，是人的具體勞動對具體的物質結構的作用結果，物品成為商品的前提是具有使用價值，沒有任何使用價值便無法成為商品，也沒有人會產生購買意愿；價值則是人的屬性，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人的勞動的社會性。雖然結晶的社會勞動凝聚在物體內，但不能把凝聚在物體內的人的屬性當成物的屬性。因此，供給側的低碳轉型基于價值，反映的是人的勞動投入的變化，而需求側的低碳轉型則基于使用價值，反映的是人們對物的屬性的認知變化。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對立統一貫穿于碳中和的始終，使用價值與碳中和掛鉤是推動需求側轉型的關鍵。
消費者對于商品的需求源自商品的使用價值。碳中和商品與普通商品的競爭應回歸使用價值的競爭，若無法通過消費者的需求改變將碳中和投資成本轉移至消費端，則投資于碳中和的成本便難以帶來額外利潤。碳中和需求端的困境在使用價值意義上的具體化，在于碳中和的產品并不是升級的產品，而是使用價值趨同的“置換產品”，零碳產品對消費者來說并非真實的提高用戶體驗，不是改變產品本質屬性的需求，而是附著于“氣候友好”信念的衍生需求。從這方面來看，碳中和的“產業置換”意義大于“產業升級”意義。
上述引自前文的靜態分析中，碳中和的價值并未得到相應體現，而現實中應對氣候變化、推動高質量發展卻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其價值也在氣候環境不斷惡化、極端天氣增多等事件影響下獲得進一步肯定。因此，要建立對碳中和價值分配的合理認知，須引入時間維度，不局限于靜態分析。
首先，回溯過去，碳中和發展模式的一部分價值已被高碳發展模式提前占有。碳中和發展模式與高碳發展模式最大的區別即在于對氣候的影響。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工業化發展道路、經濟科技水平增長與碳排放升高路徑高度一致，這一發展模式高度依賴于地球氣候的承載力與自我修復能力，隨著氣候穩定性不斷遭到破壞，地球氣候自我修復能力越發接近極限，而由于地球氣候所受影響在過去的發展模式中并未被廣泛納入經濟考慮，因此人類建立的各類產業與產業鏈分布為代表的穩定秩序為經濟發展所提供的價值事實上以地球氣候不斷無序化為代價。
在氣候變化尚未成為在全球范圍內被普遍接受的挑戰并加以定價時，這一“氣候價值”事實上為高碳排放相關產業鏈上的所有參與者共同占有，不僅包括直接從事化石燃料采掘與利用的企業，也包括以源自化石能源的電力等二次能源生產商品的企業，還包括未付出“低碳溢價”而事實上以更低價格購買商品與服務的廣大消費者群體。同時，碳排放所產生的氣候變化影響并非與即期的排放量保持一致，同時影響也非勻速變化，而高度取決于歷史累積排放量，歷史上的高碳發展模式事實上提前占有了當下及未來的價值，多種因素共同導致了當下本應屬于碳中和相關產業的價值無法實現。
對高排放、高污染的發展模式在當期提前占有的未來價值的計算早已在進行。瑞士再保險的研究顯示，至2050年，不同排放情景下全球GDP所受負面影響可能高達18%。聯合國在發表2020年人類發展報告時提出了經地球壓力調整的人類發展指數(Planetarypressures-adjusted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PHDI)，這一納入環境與氣候等因素考量的評價標準顯示原本超過60個“極高發展程度國家”銳減至10個。與人類發展指數(HDI)相比，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高人均碳排放國家的PHDI均出現了超過20%的發展指數降幅，同時排名下降超過40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國家的高碳發展模式提前占有當下及未來“氣候價值”的數額之多。
我國在生態環境方面的價值計算已有一定基礎。我國綠色GDP的研究始于2004年，原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開展綠色GDP核算的研究工作。2005年，北京、天津、河北、遼寧等10個省、直轄市啟動了以環境污染經濟損失調查為內容的綠色GDP試點工作。北京市2006年11月發布的首份核算顯示，2004年北京市環境污染損失成本為116.52億元，占當年GDP的比重為1.92%，而當年投入的用于大氣、水、固體廢物等各項污染物的治理成本為53.47億元，與環境污染損失相比較少。2015年，原環境保護部提出重啟綠色GDP研究，開展環境經濟核算，核定環境容量，核算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成本代價，同時在技術上充分利用衛星遙感、污染源普查等多來源數據，對定量分析和判斷環境形勢、探索環境資產核算與應用長效機制、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提供數據基礎。浙江、貴州、青海、內蒙古、深圳等省市分別從不同維度對GEP核算方法、轉化路徑等開展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這些生態環境價值計算有助于我國未來將價值計算拓展至氣候方面，通過量化氣候穩定性帶來的積極影響，促進在政策層面提供更科學的指引。
第二，從前高排放、高污染發展模式也造成了絕大多數生產者與消費者基于思維慣性的“假想利潤空間”，即將過去高排放模式下帶來的“氣候價值占有”提前計入利潤考量。農業、工業、金融業等各部門對項目投資回報、財務可持續性等預判邏輯與方法學均建立于過去高排放高污染模式帶來的這一假想利潤空間之上，而在當前應對氣候危機成為全球主要共識之一的背景下，低碳發展模式越來越成為一種基準與常態，也對低碳發展模式的絕對利潤空間形成擠壓，“封鎖”了此前發展路徑上假想存在的部分未來價值。這一現象，一方面導致了“低碳溢價”難以實現帶來的碳中和相關產業鏈利潤增量不足，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客觀上其利潤將主要來自與傳統化石能源體系的存量競爭。
當下，碳中和相關產業鏈的價值分配在時間維度上正在承受一個兩難局面，即科技與項目建設等各類成本投入在當下發生，而原本應獲得的部分利潤回報卻已在過去被化石燃料相關產業提前賺取，且其利益相關者不僅是生產企業，也包括幾乎所有消費者；還有部分潛在利潤空間在原本的發展路徑下存在于對未來的預估當中，而受限于當前的嚴峻氣候變化局面與氣候共識的建立，也被提前“鎖定”、難以真正實現。因而對現在來說，成本增加的同時，也大大擠壓了當下碳中和的利潤空間。
二、碳中和價值在空間維度上的分配
碳中和價值一方面在時間維度上存在成本與收益的沖突，另一方面在空間維度上也高度分配不均，導致了各行業企業均出現了對碳中和支持與警惕的兩種態度。在碳中和相關產業鏈存在價值實現渠道不通暢、不明確等問題的情況下，仍有諸多企業與金融機構主動積極行動，企業提出氣候目標、執行氣候行動等，金融機構則體現為提供大量氣候行動所需資金，似乎與資本逐利的性質相悖。
在國家層面也存在類似的矛盾。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伴隨著碳排放不斷增長，同時也面臨著經濟發展水平與碳排放水平在直觀上不相稱的矛盾。相比于歐美發達國家，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在標準制定、高端制造業與金融業等一系列高附加值領域均存在短板，或頻頻受歐美制裁，但我國似乎并未從當前的碳排放中獲得足夠收益。例如我國GDP僅相當于美國的四分之三，但年碳排放量卻高達美國約二倍，其中部分碳排放以“中國生產、歐美消費”的方式隱含在國際貿易中，近年來中國生產端與消費端碳排放之差的絕對值超過美國與歐盟之和，即中國在為歐美生產大量高碳排放商品，以自身碳排放增加為代價滿足歐美的消費需求，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卻不斷被歐美發達國家以“碳排放總量過高”為由要求削減碳排放量。
圖 1碳排放國際轉移(生產-消費；單位：億噸CO2) 數據來源：GlobalCarbon Project, 2022
對待這些令人困惑的現象，應基于前文所述高碳發展模式歷史價值分配，引入空間維度進行分析，即細分在高碳發展模式下已提前占有的整體氣候價值，劃分出不同利益群體，厘清價值在空間上的走向。
從國家層面而言，歐美發達國家占有了高碳排放發展模式帶來的價值的絕大多數。當前發達國家的技術壁壘與高利潤產業來源大部分基于其過去高碳排放發展模式帶來的先發優勢。從歷史累積排放量來看，20世紀以前幾乎所有排放都來自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時，發展中國家累積排放僅占全球總排放的約10%，2020年發展中國家累計碳排放仍然僅占約三分之一，但發展中國家人口超過發達國家的6倍。事實上，高碳排放的發展模式在歷史上為發達國家帶來了顯著的先發優勢與巨量資本積累，也幫助發達國家在攫取來自地球氣候承載力價值的高碳排放發展過程中壟斷了全球產業鏈中幾乎所有高價值的部分，而近年來發展中國家雖然碳排放增長較快，但主要來源于處于價值鏈低端、利潤微薄、碳排放高而投入產出比遠低于發達國家主導產業的生產制造環節，因而僅僅是在發展過程中獲得依附于發達國家產業的少量收益，而非如發達國家一般做到對價值的提前占有，并轉化為旨在固化全球產業鏈格局的資金、技術、專利、標準等一系列壁壘。
圖 2世界各經濟體歷史累計碳排放量占比 數據來源：Global CarbonProject, 2022
在產業層面，當前也出現了生產企業及金融機構均對氣候行動呼聲不斷提高的現象，但也仍然存在化石燃料排放不斷增加、傳統大宗商品消費并未減少、金融機構仍然擴大化石燃料融資等各類現象。一方面，COP26氣候大會上全球金融業承諾在最根本性的決策過程中把碳排放納入考量，聯合國氣候特使卡尼(Mark Carney)組建了格拉斯哥凈零金融聯盟(GFANZ)，成員包括450多家銀行、保險公司、投資者、證券交易所、評級公司和指數供應商，資產總計高達150萬億美元，有望在2050年前融資100萬億美元來投資于新技術開發應用，也足以為企業和金融機構推動自身轉型鋪平道路。同時，金融機構正著手執行金融穩定理事會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的建議，如管理著6.9萬億美元資產的大型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在2020年1月宣布把可持續性作為投資核心，并逐漸從化石燃料公司撤資。此前，貝萊德剛剛加入“氣候行動100+”(Climate Action 100+)倡議，旨在確保一些全球排放最多的企業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采取必要行動。這些企業包括100個大型排放企業，合計排放量占全球年工業排放量的三分之二。
但另一方面，金融行業并非在發布碳中和目標、擴大新能源相關產業投資規模的同時減少對化石能源資金供給，出現了化石能源與新能源投資規模均增加的現象。全球金融機構為化石燃料提供的融資從2016年的約7000億美元提高到2019年的超過8000億美元，雖然2020年由于疫情等原因有所下降，但仍然超過2016年的水平。
在全球60家主要金融機構中，美國、加拿大與歐洲銀行提供的化石燃料融資規模總計約占四分之三，遠超中、日、韓、印等亞洲制造業大國(四國合計約占四分之一)。而世界對化石能源提供最多融資的12家銀行也均來自北美、歐洲與日本等發達國家，其化石能源融資規模合計超過全部經統計60家銀行的一半。上述12家銀行均為“凈零銀行聯盟”成員，但自巴黎協定氣候目標提出以來化石能源融資額幾乎均出現較大幅度增長，其中摩根大通雖然承諾其將在貸款與投資資產組合于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但其同時也是全球為化石能源提供最多融資的銀行。
圖 3全球2016-2019年化石能源相關融資較大的12家銀行融資額變化情況(億美元) 數據來源：Banking on Climate Chaos, 2021
這一現象背后，很可能是歐美發達國家金融行業以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對待碳中和，試圖將其原本在化石能源領域建立的優勢拓展至新能源行業，從而在全部能源行業實現寡頭壟斷。歐美發達國家金融行業過去在化石能源行業中獲得了巨額收益，并對高碳發展模式形成一定路徑依賴，同時在新的氣候共識逐步建立的情況下依靠自身的資金規模、標準制定等優勢布局碳中和相關產業，在當前全球整體經濟發展降速的情況下對碳中和相關產業鏈及其背后的新興勢力可能形成的存量競爭提前準備，試圖鎖定碳中和與化石能源雙方的價值與收益。
三、未來碳中和發展格局展望
新興的碳中和相關產業鏈面臨時間與空間維度上成本與收益不對稱的矛盾。在時間維度上，碳中和帶來的氣候價值一方面被歷史上的高碳發展模式提前占據，另一方面被未來的低碳發展預期鎖定，由于化石能源產業鏈尚處在成熟期，并未進入衰退，大量碳中和相關收益將來自于和化石能源體系直接且激烈的存量競爭。在空間維度上，碳中和在歷史上被提前占有的價值已構成了發達國家用以固化全球產業格局的壁壘，以及歐美發達國家金融行業、高端制造業等價值鏈高端部分的收益，并憑借在這一高碳發展模式下所獲得的先發優勢與資本積累蠶食新興的碳中和產業鏈份額，將總量內處于競爭關系的雙方均收入囊中。
碳中和是今后全球發展的基調之一，當前碳中和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成本收益不對稱等一系列矛盾不僅存在于過去及當下，也將對未來全球經濟發展與國際關系格局產生重要且深遠的影響。碳中和相關產業對現有發展模式及產業布局所形成的存量競爭局面將使未來國家層面與產業層面的利益爭奪越發激烈。在國家層面，中國等新興國家將與歐美發達國家圍繞碳中和相關產業所隱含的價值展開新一輪的激烈競爭；在產業層面，產業鏈中利益分配不均衡的現象及由此引發的不同行業、不同工種的勞動者收入與階層分化加劇等矛盾將進一步激化；在企業層面，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不平衡的地位將可能進一步固化，由此帶來的企業兼并及壟斷問題及派生的中產階級衰落、中低收入群體議價能力進一步遭到削弱等問題將對公正轉型目標形成沖擊。
在后續觀點文章中，將在延續前篇“需求端變革”與本篇“價值分配”相關分析的基礎上，對上述存在于國家、產業與企業層面的問題及潛在解決方案進行探討，以期幫助厘清碳中和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根源、促進碳中和發展模式真正實現助力高質量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初衷。
原標題：IIGF觀點 | 探討碳中和在時空維度上的價值分配(“碳中和系列觀點文章”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