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題目：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原文作者：Shuhong Wang, Xiaoli Sun, Malin Song
 

　　原文期刊：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
 

　　發表時間：2021年
 

　　關鍵詞：生態效率、生態足跡、環境規制、空間誤差模型
 

　　一、 研究背景
 

　　2016年11月，在巴黎協議的框架下，中國提出203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至65%。盡管這項任務是中央根據地方意愿分配到每個省的，但大多數省份將60%作為目標，這種做法忽略了地區差異，即各省在節能減排潛力方面的不同。一些節能減排潛力較大的省份將60%作為目標導致其失去了進一步減排的動力，而江蘇、浙江和河北等排放量較高的省份則為實現目標實施了斷電和停產等非常規節能措施。
 

　　相關研究表明嚴格的環境監管會導致資源利用效率和產業競爭力的下降(Boyd，McClelland，1999)。而設計良好的環境政策則能夠確保資源的有效利用，提高產業競爭力和生產率(Becker, 2011; Porter , 1991; Porter, Linde, 1995)。理論上，根據波特假說，環境規制將改變生產過程，而遵守環境政策將增加生產成本，因此環境規制是否會優化資源再分配效率取決于不同效應的影響。盡管許多學者討論了環境監管的適度性，但如何設計最合適的環境政策一直是一個困擾國內外學者的問題。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中央和地方之間對經濟和環境的偏好的差異，各省在制定和實施環境政策時往往偏好寬松的環境政策，這阻礙了中國整體環境質量的改善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導致各個地區的生態效率下降。然而目前只有少數研究關注環境規制和資源錯配對生態效率的影響。
 

　　本文根據各區域的具體情況研究了環境規制和資源錯配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并基于空間異質性和相關性研究了地方保護主義和資源錯配情況下生態效率的空間溢出效應。本文結合了中國各地區節能減排潛力和資源配置，并引入了生態效率分析。因此，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經濟學和生態學的研究邊界，為決策者提供了參考。
 

　　二、模型構建
 

　　假設區域生產函數為C-D生產函數。一般來說，生產要素中的資本要素不受環境規制的影響，而其他要素，包括勞動力、外商投資、金融發展，科技創新等因素，都與環境政策密切相關，因此使用E來表示除資本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將其簡化為資源要素。因此，區域利潤函數為：

　　s代表產業；i代表地區；π代表利潤；τY為產出扭曲；τE為資源扭曲；P為產品價格；R為資本要素價格；ω為資源要素價格。假設各地區中間產品部門的生產函數是不變替代彈性的D-S生產函數。那么，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條件是：

　　資源要素的分配和產出分別為：

　　這表明，資源要素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分配不僅取決于資源扭曲τE，還取決于地區環境規制A。如果資源要素配置受到環境規制的影響，各地區的邊際產量和資源要素投入成本將存在差異。因此

　　綜上所述，資源扭曲τE為， 

　　公式(6)表明，當某地區受到環境規制的影響且無法獲得相關資源要素時，τE將較高；當某地區可以從環境規制中受益時，τE將較低。
 

　　三、 變量選取
 

　　1、資源錯配程度
 

　　參考相關研究以各地區市場發展程度的相對差距作為資源錯配程度的衡量指標，即：

　　其中factor指市場發展程度，參考相關研究，建立了一個包含外商投資、人口結構、金融發展、科技成果方面的指標體系，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計算各省份的市場發展指數。
 

　　2、環境規制強度
 

　　本文用成本指數來衡量一個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將環境保護投資作為污染治理成本，使用環境保護投資/GDP來代表污染價格P，并計算兩個省份之間的相對污染價格價格ΔQijt，即：

　　然后，一個省份的環境規制強度可根據該省與其他省份之間的相對污染價格的平均值計算得出，即：

　　3、生態效率
 

　　生態效率使用數據包絡分析(DEA)進行測量，投入指標包括勞動(年末員工人數)、資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土地(生態足跡)，產出指標包括經濟增長水平(GNP)、社會發展水平(包括科學、教育和醫療)和環境條件(污染足跡)。
 

　　4、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包括區域物流水平(人均里程數)、互聯網普及率、對外貿易依存度(進出口總額/GDP)、政府對環境治理的支持程度(區域環境保護投入/總投入)、政府的經濟調控能力(財政支出/GDP、財政收入/GDP)、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國有企業產值/工業企業產值、國有企業產值/私營企業產值)、企業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企業環保支出/管理費用)、科技發展水平(發明專利數量)、人口自然增長率、消費水平(CPI)、人均土地承載力。
 

　　四、回歸分析
 

　　（一）環境規制與資源錯配的關系
 

　　為了研究環境規制和資源錯配的關系，建立回歸方程如下：

　　其中rm指區域資源錯配程度；sp指相對環境規制強度；X表示控制變量，包括區域物流水平(tur)、政府經濟監管能力(gfe1)、對外貿易依存度(trade)、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os1)和外資貢獻度(for)；i表示區域，t表示時間。
 

　　為了證實環境規制與資源錯配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在回歸中引入了環境規制強度的二次項；為了更好地控制其他未考慮的變量對資源錯配的影響，引入了資源錯配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由于模型中的解釋變量之間可能相互影響，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所以采用系統廣義矩量法(GMM)，以內生變量的滯后項為工具變量，檢驗環境規制與資源錯配之間的關系。由于資源錯配可能會抑制工業生產，并可能進一步影響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因此將政府對經濟的控制程度作為內生解釋變量；資源配置可能與區域物流水平有關，因此將物流水平作為內生解釋變量；一個地區的資源稟賦決定了出口技術的復雜性，而該地區的資源錯配水平可能會影響該地區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因此將對外貿易依存度作為內生解釋變量。
 

　　下表顯示了系統GMM的估計結果，從下表可以看出，引入控制變量前后，相對環境規制強度的估計系數不會發生變化，且顯著為負，而相對環境規制強度的二次項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當區域間的相對環境規制程度不強時，一個區域的相對環境規制強度越高，資源錯配程度越弱，然而，當環境規制強度較大時，資源錯配的程度會加劇，我們稱這種現象為資源配置的U形曲線。基于U型關系的存在，必然存在一個最優的相對環境規制強度，對資源錯配產生最高的約束作用水平。根據回歸系數和二次函數的性質可以對其進行簡單估計，由此得到的最優相對環境規制強度約為1.13。當兩個區域之間的相對環境規制強度為1.13時，污染將轉移到環境規制強度較低的區域，從而刺激資源的有效配置，降低資源的錯配程度。

　　（二）環境規制、資源錯配與生態效率的空間分析
 

　　分析空間相關性的內在機制的空間模型主要包括空間自回歸模型(SAR)和空間誤差模型(SEM)，模型的具體表達式如下：

　　其中，EFE指生態效率；W為空間權重矩陣；μ表示隨機誤差項。控制變量包括技術發展水平(tec)、人均土地承載力(ec)、自然人口增長率(pop)、產業所有制結構(os)、互聯網普及率(int)、消費水平(CPI)、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gfe)、工業企業的環境保護程度(iep)。
 

　　首先采用OLS方法，進行拉格朗日乘數檢驗、R-LM滯后檢驗和R-LM誤差檢驗，以確定空間模型的形式。同時，進行Hausman檢驗和LR檢驗，以選擇空間固定效應模型(s-FE)、時間固定效應模型(t-FE)、時空固定效應模型(st-FE)和隨機效應模型(RE)。根據結果，最終使用空間固定效應模型(s-FE)，回歸結果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環境規制強度的系數為正，環境規制強度二次項的系數為負，這表明，不同地區環境規制強度的差異對生態效率有顯著的倒U型影響，環境規制強度差異越大，生態效率越低。結合上文分析，可以得知如果環境規制強度的差異縮小，不僅可以降低資源錯配程度，還可以提高生態效率。資源錯配的系數為負，表明資源錯配對生態效率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此外，由于相對環境規制強度對資源錯配具有顯著的U型影響，因此，相對環境規制強度和生態效率之間的倒U型關系是穩定的。環境規制與資源錯配的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環境規制減弱了資源錯配對生態效率的負面影響。
 

　　（三）穩定性檢驗
 

　　為了確保估計結果的穩定性，引入地理距離權重矩陣W3，其元素表示為兩區域間距離的倒數。綜合考慮不同地區經濟水平和地理距離對要素流的影響，建立了權重矩陣W4。回歸結果如下表所示。根據LM和R-LM的結果，應采用SEM進行分析。Hausman檢驗和LR檢驗的結果表明，應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環境規制強度的系數為正，環境規制強度的二次項系數為負，資源錯配程度的系數為負，交互項系數為正，這些結果與上文的結果一致，表明空間權重矩陣的變化并未改變環境規制和資源錯配對生態效率的影響。

　　五、結論和影響
 

　　本文首先分析了相對環境規制強度對資源錯配的影響，發現當一個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與另一個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之比超過1.13時，環境規制強度的增加加劇了地方資源錯配程度，當該比例小于1.13時，環境規制強度的增加會降低地方資源錯配程度。一個地區環境規制的適宜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與該地區相關的其他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只有適當的環境規制才能達到減少資源錯配的效果。因此，政府應該考慮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根據歷史和現實條件設計合適的環境法規和環境政策。
 

　　根據環境規制、資源錯配和生態效率的空間回歸，可以得出環境監管和資源錯配會影響生態效率的結論。環境規制與資源錯配之間存在U型關系，二者均對生態效率產生影響。因此，地方政府在努力提高生態效率的同時，也應該關注環境監管力度和資源配置水平。此外，地方政府有關部門需要相互合作，根據當地條件制定適宜的法規和政策。地區應根據最適宜的環境規制強度比率制定環境政策，以確保地區發展與全國目標相一致。如果政府在短期內采取嚴格的環境政策，資源錯配可能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抑制作用，長期生態效率將收到負面影響。除此之外，國有企業的存在加劇了資源錯配程度，技術進步對生態效率的提高產生重要的影響。
 

　　因此，本文建議：第一，應盡快取消區域保護主義，鼓勵區域要素市場一體化，促進要素流動；第二，應繼續堅持限制性污染控制措施，并將污染控制作為政府績效評估的一部分，以確保地方政府政策能夠在污染控制中發揮作用；此外，應利用優惠補貼等措施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
 

　　原文摘要
 

　　This study presents 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alysis by combining the potential of every area in China in terms of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energy savings with resource allocation. Changes in ecological efficiency are calcul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factors are introduced to identify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ecological efficiency. The results indicate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vincial rel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th 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degree, where regulation could relieve resource misallocation somewhat and improve ecological efficiency. However, after the curve’s turning, ecological efficiency deteriorates. The study expands the research boundary of economics and ecology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olicy-makers.
 

　　作者：
 

　　趙一凡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研究生
 

　　指導老師：
 

　　王  遙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
 

　　原標題：文獻分析|環境規制、資源錯配與生態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