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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低碳一直是熱門話題，中國積極參與其中并履行大國責任和擔當，直到今年4月22日，我國已經九次在國際舞臺上發布中國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我國承諾，將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爭使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2021年3月15日成為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的分水嶺，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強調：“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拿出抓鐵有痕的勁頭，如期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30·60”目標成為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成為中國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的重要抓手，中國真正邁入低碳發展時代。
在中國“30·60”戰略目標之下，在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浪潮下，環境產業如何清醒地認識和判斷市場發展機遇？如何在瞬息萬變的洪流中創造和革新發展思路？如何辯證地審視和思考社會擔當？
當和煦的春風吹響綠色低碳發展號角之際，E20環境平臺于2021年4月27日在北京舉辦了第84期環境產業戰略沙龍。圍繞中國“30·60戰略下，環境產業低碳發展”的主題，環境產業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們進行了深度研討，集聚智慧解讀生態文明邏輯下的“30·60”戰略，把脈環境產業高質量發展未來，共同探討產業發展新思路和新布局。
低碳推動環境產業3.0時代誕生
E20環境平臺合伙人、E20環境平臺系統方案解決中心主任曹斌博士做了主題是：不忘初心，走自己的低碳之路——生態文明下的“30·60”戰略的引導發言。他表示，“30·60”碳達峰與碳中和戰略目標的提出，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永續發展的國際責任擔當，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發展的戰略考量。在國際責任與偉大復興的歷史交匯點上，我國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國堅定走一條以“綠色”為底色的高質量發展之路，并向全世界莊嚴承諾“我國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標”，其中蘊含豐富的內涵。
在生態文明指引下，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之路一定區別于西方“矛盾轉移”式的發展方式，因為生態文明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這就表明，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一定是“節能優先、效率為本、系統治理、完整周期、兩手發力”的系統性、全局性、根本性轉變。低碳推動環境產業3.0時代誕生，我們歸納出通過能源供給、能源效率、生產效率、運營管理四個維度來判定環境產業低碳發展的標準。
識破低碳“誤區”
E20環境平臺董事長、E20研究院院長傅濤博士表達，一直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在引領低碳發展的邏輯。這種基于工業文明邏輯與政治利益的低碳發展，把系統性變革偷換成能源信號，目的是把全球氣候變化淪為一種經濟手段，以侵占別人的發展空間滿足自己“無限的需求”。這種狹隘的、片面的、單一的思維方式導致諸多關于低碳的誤區。二氧化碳不是低碳發展的背鍋俠；低碳發展不等于綠色發展和循環發展；環保技術設施不都是低碳發展；碳交易不是解決低碳的根本之道。
環境產業專家學者探討低碳發展思路和政策落實
清華海峽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湯云柯博士表示：E20環境平臺從生態文明大視角分析雙碳戰略，比只關注能源替代本身更宏觀更全面，新能源的替代和傳統能源的節約增效應該并重，且與環境治理和生態改善應該是同步的；要從全產業鏈和產品全生命周期評判是否低碳，而不是割裂地只看某一個環節和階段；政府層面和企業層面需要雙輪驅動，制度設計上應該讓企業的社會擔當在商業價值上有所體現。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凱軍表示，低碳本質是國家安全與能源可持續發展問題；可持續發展和低碳發展是國際共識，國家政策明確，但到目前為止各行各業解讀和執行情況不統一，有些領域還在喊口號階段，應該將碳達峰碳中和切實納入到國家生態文明框架，切實從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可持續繁榮等方面落實。
中國硅酸鹽學會固廢與生態材料分會理事長、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棟民表示，可以依托技術進步把環境污染物和副產品變成生產原料，在污染物向生產資料轉變的過程中實現減碳。
環境產業企業家積極思考低碳發展路徑復盤并展望未來行業預期
蘇伊士亞洲高級副總裁孫明華表示，蘇伊士的碳減排和碳中和目標與歐洲以及中國政府的目標是一致的。蘇伊士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節能降耗和提效增值，我們的企業運營原則和所有項目在對碳排放和碳減排的數額進行匯總，每年發布《蘇伊士亞洲可持續發展報告》，并積極組織企業參與每年3月18號的全球回收日活動，歐洲提出六大資源之外的第七大資源是再生資源。
上海康恒環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焦學軍表示，垃圾焚燒發電對碳減排是有貢獻的，通過技術升級，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將繼續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伴隨垃圾焚燒而產生的飛灰資源化呼聲很高，但要結合協同處置設施來完成；濕垃圾不能直接還田，焚燒工藝路線是濕垃圾處置的選擇之一，但需要確定碳排放核算方法。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戴日成表示，建議開展污水處理小系統的碳中和研究，推進污水處理領域非依賴碳源型深度脫氮、智能加藥、污水污泥資源化等低碳技術創新和工程應用，從源頭實現節能減排。同時，呼吁環保行業加強規劃引領和政策支持，盡快出臺可低碳發展的指導政策、低碳標準和技術規范，促進高新技術企業在實現碳中和、碳達峰目標中發揮引領帶動作用。
中國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曹德標表示，環境產業低碳化發展應該建立在治理環境污染的基礎上；新能源比例的增長會導致由傳統能源污染治理變為新能源衍生出的污染治理，環境產業將產生更多的服務需求和商業機會。
北控水務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王助貧表示，“30·60”實際不僅是發展目標，更是一種理念和文化，需要每個人去踐行；水處理過程中加入過多的碳源，工藝鏈過長，應對高排放標準的能耗過高等情況都應該改變；要圍繞可持續發展為中心，使水處理與自然生態融為一體，實現道法自然，在一個小循環里實現能源自給甚至輸出；提高資源回收率，提高回收產品的附加值。
深能環保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投資總監白賢祥表示，應從擴大源頭使用清潔能源的方式，推進環境產業低碳發展；從精細化管理、智慧化管理角度推動環境產業低碳發展。
北京控股固廢事業部綜合管理部總經理李紅偉表示，不能“一刀切”，“一刀切”會導致大量浪費。“30·60”相關政策如何不做一刀切？污染物處理趨嚴的同時如何突破低碳新要求？呼吁出臺環境產業低碳發展的持續性政策獎勵機制，培育產業發展的良好市場氛圍，促進企業自主性低碳高速發展。
僑銀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周丹華表示，高價值的由各廢品回收機構進行了回收，但低價值的垃圾卻需要通過政府的補貼來進行再生或資源化，沒有政府補貼的，就只能填埋或焚燒，我們認為：只有將高價值和低價值的進行統一，由政府授權專業的公司來進行專業化的運營，建立規范的規模化回收、轉運、資源化、處理處置體系才是為環境減壓，為碳中和貢獻。
北京中斯水靈水處理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陸偉東表示，身為技術型公司，要通過技術創新踐行低碳發展戰略；要研究在不影響出水質量的前提下降低能耗和藥耗的有效路徑；要研究減少污泥量和臭氣量的低碳技術。
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王繼國提倡通過有機質資源化循環利用技術，利用城鎮有機固廢(餐廚、廚余垃圾等)中的有機質改良農村土壤，提升生態系統及土壤固碳能力，探索城鄉碳資源循環及農業碳減排模式。多年來，嘉博文公司在探索餐廚垃圾固相有機質資源化利用的同時進行碳減排探索，參與了兩項北京市地標、一項行標的編制：《農田土壤固碳核算技術規范》(DB11T1562-2018)、《農業有機廢棄物(畜禽糞便)循環利用項目碳減排量核算指南》(DB11/T1561-2018)、《餐廚廢棄物資源化還田項目溫室氣體減排量核算技術規范》(T/ZSA62-2019)。
北京潔綠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趙鳳秋表示，加速循環，提高效率，真正適合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道法自然是按照自然的規律行事，這也體現了低碳的理念；“好氧+厭氧”工藝是有機固體廢棄物固碳最合適的方式之一；如何降低垃圾滲濾液產生量且不污染環境？如何減少沼液的產生量？如何處理含鹽量高的畜禽糞污？這些問題都有待于利用低碳技術去解決；工業發展追求規模化，人類過于集中消耗大量能源，這些嚴重影響了生態環境質量；需要用低碳技術來轉變通過消耗更多能源來實現污染物資源化、能源化的發展路線。
傅濤院長提倡環境產業按照“節能優先、效率為本、系統治理、完整周期、兩手發力”的系統性、全局性、根本性思路，理性且積極響應“30·60”雙碳目標。
他指出，地球是一家人，要盡量少去擾動地球；“30·60”目標下，碳是抓手，是當下的過渡性產物，未來會有更精確的指標支持生態文明建設和全人類共同體發展；碳本身是無辜的，碳只是經濟生活排放的標尺而已，低碳有助于優化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30·60”目標下環境產業發展的路上又多了一個低碳標尺，能源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生態問題。環保是無害化手段，生態是維持穩定的手段，生態文明是比可持續發展理念更高級別的理論指引，環保正在向生態文明邁進。（原文略作修改）
原標題：生態文明邏輯下的“30·60”戰略——環境產業該如何低碳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