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后,旨在從源頭攻克“白色污染”的限塑重回輿論視野。
面對巨大的塑料污染壓力,早在2008年6月我國就開始施行“限塑令”,對全國范圍內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說“不”。然而,“2008 年下發執行的‘限塑令’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綠色環保概念,后續落地及執行效果并不好。”據《科技日報》2019年的報道稱,舊“限塑令”實施11年,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量卻有增無減。雖然不少商超在塑料袋使用量上有一定的控制,我們的日常生活依舊被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各種塑料制品所包圍。
進入2020年,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聯合發布《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按照這部被業界視作“新版限塑令”相關要求,今年底在告別更多場合下的塑料生產、銷售、使用的同時,推廣使用可循環可降解的塑料替代產品亦被重點提及。其中13類塑料制品將分別在三個時間點面臨“生死線”,也正因此多家媒體評論其為“11年前限塑令的全面升級”。
隨后相繼亮相的《禁止、限制生產、銷售和使用的塑料制品目錄(征求意見稿)》、新固廢法也分別明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吸管等塑料制品。不止頂層設計,北京、山東、海南、河南、山西等多地也紛紛出臺了升級版“限塑令”,制定了詳細的限定范圍和限定時間。與不同于以往政策僅對個別環節和個別領域作出規范,前述政策基本涵蓋了塑料制品的全流程管理。
現階段我國生物可降解塑料產品在生產、流通、使用和回收處置等環節,還有不少難點亟需突破。據了解,當前廢棄塑料的處理方式包括物理回收、化學回收、焚燒、填埋、遺棄。由于制作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原材料的成本較高,短期內單個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比起單個普通塑料袋的價格會貴2倍左右。20×32cm的普通塑料袋,一斤300個左右只要5塊錢,但同樣規格的光降解塑料袋,一捆50只就要七八塊錢。
“在減量、替代、循環的基礎上,關鍵是要讓塑料制品進入規范的收集處理系統。”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直言。由于回收困難、再生成本高、再生利潤低,約99%的快遞包裝廢塑料混入生活垃圾。此外,目前大部分物理回收的塑料都只能降級利用,利用率不高。塑料袋價廉又方便,其替代品少之又少,難以從源頭上制止該類產品的生產和使用。
源頭減量、循環利用和應用可降解替代品,被視為遏制“白色污染”的三駕馬車。在不可降解塑料被限制后,可降解塑料替代空間巨大。據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數據統計,全國每年使用的回收利用廢塑料3000萬噸左右,占塑料消費量的30%以上。預計2020年至2025年期間,以白卡紙、箱板紙、瓦楞紙為代表的紙包裝產品需求將呈大幅增長。
隨著“禁塑”范圍進一步擴大、監管力度愈發精細化,市場格局正逐步打開。在過去的12年里,可回收塑料相關企業注冊總量(全部企業狀態)由原來的4萬家增長至17萬家,翻了4倍。天眼查專業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有超過300萬家經營范圍含“塑料”。截至7月1日,以工商登記為準,我國新增可回收塑料相關企業1.2萬家。
這其中,生物可降解替代材料被寄予厚望。有關數據表明,2019年國內生物可降解塑料產能約為52萬噸,同比增長15.6%,到2021年生物可降解塑料產能有望實現翻番。一旦實現大規模替代,將為生物可降解塑料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但目前技術還不成熟,還需要探討它的經濟性問題,成本投資比較高。“這些問題能否解決,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此輪‘限塑令’能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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