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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在環保工作持續推進的過程中，部分領域仍是環境保護的薄弱環節。目前，我國的城鎮污染得到了較為有效的治理，環境質量得以改善。而相比于城市，農村治污市場需求更為巨大，預計到2020年農村環境治理產業產值將達2000億元。
農村治污仍處“畫餅”階段 2000億市場空間何時釋放？
十九大再次吹皺農村生態市場一池春水。
報告兩次提及農村生態環境整治：按照“生態宜居”等要求，“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
10月23日的記者見面會上，環保部部長李干杰也算了一筆農村生態市場賬：2008年至今，在農村環境綜合整治中，中央財政投入375億元，整治11萬個村莊。2020年將完成20萬個村環境綜合整治，即覆蓋我國1/3左右行政村。
2015年4月，國務院發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要求到2020年新增完成環境綜合整治的建制村13萬個。同年11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十部門印發《關于全面推進農村垃圾治理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0年全國90%以上村莊的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治理。
另據相關文件初步測算，為完成中央近年部署的農業、農村環境污染治理任務，到2020年農村環境治理產業產值將達2000億元，創造出巨大的市場需求。
自中央提出建設“美麗鄉村”之前，一些先知先覺的環保企業，已布局農村市場。尤其污水處理行業，桑德、碧水源等做得可圈可點。
不過，這塊蛋糕看起來誘人，可吃起來卻并不可口。
我國農村生態市場總體上仍處于“畫餅”階段，原來在城市生態市場順風順水的環保企業，進入農村市場后出現水土不服現象，致使企業后期推進乏力，市場主體一方望穿秋水，另一方卻躑躅不前。
農業面源污染、固體廢棄物、畜禽糞便、土壤重金屬污染以及秸稈焚燒大氣污染治理等領域，都曾有企業嘗試商業化治理模式，結果多以“折戟沉沙”而告終。如利用秸稈等農業廢棄物生產生物質燃料的四川長生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資了800萬元，但運行一年半即宣告倒閉。
據北京桑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文一波透露，即便商業化程度高的生活污水處理行業，也面臨管網建設難，收費體系建設、污水處理技術、運行管理等諸多困境。
部分中小私營廢品收購站，因為利潤低微，市場價格起伏大，陷入虧損狀態。
另一個客觀事實是，我國有約60萬個行政村，250萬個自然村，星羅棋布，分布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各種地形區上。市場分散，企業難以創造規模效益。如生活污水處理市場，若所有村莊全部鋪設污水網管，建立污水處理站并不現實。
根本問題還是資金問題。規劃財務司有關負責人坦陳，農村環境治理資金投入和運行模式仍然以各級政府為主，市場主體和社會資金參與度并不高，農村環境治理效率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社會資金圍觀，部分環保企業遭遇市場瓶頸，既有客觀國情原因，也有市場機制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村生態防治市場還不成熟，仍需要政府和企業精心培育。
北京桑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文一波稱，農村污染商業化治理的前提條件是市場化，農村一些領域的治污困局，正是因為市場難以形成。
沒有城市的各種成熟配套設施和政策，環保產業在鄉村必然步履蹣跚。鄉村振興戰略是一個系統工程，污染防治是其中重要一環，政府應加強農村基礎建設，水、電、網、路等齊頭并進，為企業運營保駕護航必不可少。
環保企業進軍農村市場需要政府環保機制配套跟進。地方政府應盡快完善農村環境治理的機制，改變政府在農村環境領域公共管理職能長期缺位的狀況，充分發揮市場在農村環境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2016年，中央在一號文件《關于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中也提出，“有齊全的設施設備、有成熟的治理技術、有穩定的保潔隊伍、有長效的資金保障、有完善的監管制度”。
有法律專家表示，針對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法律和條款幾乎是空白。
十九大報告在生態體制改革整體布局中稱，“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未來的法律法規制定中，必將涉及農村環境污染防治問題。
報告還稱，生態體制改革要“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近年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探索的農村生態市場的PPP模式，體現了報告的提出方向，也在過去污水治理方面積累了成功經驗，可預見PPP模式將被精耕細作，發揮更大功能。
但有專家認為，中國農村千差萬別，不能“一刀切”推行一個模式，特別是一些縣域面積大、經濟欠發達的縣市。再比如，平原村、山村、漁村，村落規模和自然環境差異極大，因地制宜才是更好的選擇。
原標題：數千億農村治污市場等待破局 著力點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