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伴隨我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產業污染向農村轉移愈加頻繁。同時，這種產業污染轉移意味著污染種類和情況的復雜化。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問題都需要更有針對性的規劃，依靠實質性的政策、監管突破來實現“美麗鄉村”建設。
 

　　產業污染向農村轉移給農村帶來了巨大的環境危機，土壤污染、水污染等問題日益突出以及噪聲污染、輻射污染等新問題愈加隱現。為保護農村環境，推進“美麗鄉村”建設，應采取引入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理念，提高農村產業的市場準入門檻；加強規劃融合力度，探索空間規劃體系深層次變革；加強農村環保監管，填補農村環保監管的實質空缺等措施予以補救。
 

　　背景
 

　　伴隨我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在城市環境成本加大以及城市環境管制力度加強的雙重壓力驅動下，產業污染向農村轉移愈加頻繁。鑒于當前城市產業轉移至農村的現實以及未來產業轉移的發展趨勢，預計未來農村產業總量有望持續增加，農村生態環境污染的風險也必將隨之而加劇。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建設美麗中國，必須建設好‘美麗鄉村’”，為農村生態環境的保護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當前及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防控產業污染向農村轉移都是推進“美麗鄉村”建設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一）產業污染向農村轉移引發的環境危害
 

　　1 農村地區土壤污染越加嚴重
 

　　產業轉移中大量工業污染源向農村轉移，直接加大了農村地區土壤污染的風險。以工業固廢的處理為例，受物質特性、技術條件、地理位置等因素影響，每年約有50%的新增工業固廢并未得到綜合利用，導致工業固廢的貯存量逐年遞增。而工業固廢的堆存不僅侵占了大量的耕地，還會導致土壤的污染。由于工業固廢中重金屬含量高且毒性大，土壤一旦被污染將很難修復。據環保部與國土資源部于2014 年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壤總的超標率達16.1%，其中耕地土壤點位的超標率更是高達19.4%。此外，工業固廢的堆存不僅占用大量耕地，導致土壤污染，其長時間的堆存還會造成空氣、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二次污染。
 

　　2 農村地區水污染程度加劇
 

　　隨著產業污染向農村的加速轉移，農村地區水污染程度不斷加劇。根據可供查閱的《中國環境統計年報(1997——2000)》的相關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工業廢水排放量總量呈現持續的下降趨勢，由1997 年的226.7 億噸下降到2000 年的194.2 億噸，其年度環比下降率分別為13.1%、3.2%、和3.1%。但是，同期鄉鎮工業廢水排放量卻不降反升，由38.4 億噸增加到41.1 億噸。因受1998 年金融危機的影響，鄉鎮工業廢水排放量雖然曾有短暫的下降，但是，總量上仍然呈現穩中趨漲的態勢，其年度環比增長率曾分別高達19%和12.1%。同時段內，我國農村地區工業廢水排放量占全國總量的比例由16.9%迅速激增至21.2%。根據環境保護部、國家統計局、農業部聯合發布的《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2010)》的數據，我國農村地區的主要水污染物，即COD、總氮、總磷的排放量分別為1324.09 萬噸、270.46 萬噸、28.47 萬噸，其所占全國排放總量的比例分別高達43.71%、57.19%、67.27%。此外，環保部曾對18000 多家化工企業進行大排查，發現地處大江大河沿岸、飲用水源地上游等環境敏感區的化工企業占比高達86.2%(郄建榮，2011)。
 

　　上述數據表明，我國產業污染向農村地區轉移的趨勢日益明顯，農村地區水污染防治和水環境保護的壓力也在持續增大。產業污染向農村轉移不僅嚴重威脅農村地區的飲水安全和水環境保護，還會引發大量的土壤污染，甚至是耕地污染，進而影響到糧食安全。
 

　　3 農村地區噪聲污染問題凸顯
 

　　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持續推進，由于經濟發展的需要，交通運輸業、建筑業、采掘業等噪聲污染嚴重的工程項目在鄉鎮和農村地區越來越多，噪聲污染源從城市向農村不斷蔓延。近些年，農村地區高速公路噪聲擾民、高噪聲工業企業噪聲擾民等投訴案件逐年遞增，并成為典型的環境侵權類別。2015年底，高法公布了10大環保侵權典型案例中就有1 例是農村地區噪聲污染致損案例。噪聲污染不僅打破了農村原有的寧靜，還給農村居民帶來新的健康風險，增加引發血壓、膽固醇、葡萄糖等疾病的概率。
 

　　4 電磁輻射污染問題隱現
 

　　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居民家用電器的使用量迅速增加以及電力、通信、交通事業的迅速發展，電磁輻射污染問題呈現出從城市迅速向鄉鎮和農村擴散的趨勢，因農村通信基站和輸變電設施的電磁輻射引發的輻射污染問題在農村地區逐漸顯現?？梢?，伴隨著電力、通信等產業的轉移，我國農村地區的電磁輻射污染問題隱現，應及早重視。
 

　　（二）防控產業污染向農村轉移的法制困境
 

　　1 農村產業市場準入門檻低
 

　　當前，我國各地的環境準入制度具有“城市中心主義偏向”，環境準入以嚴格限制主城區污染嚴重的規劃項目為主，尚未涉及有關產業入駐農村的規劃項目。2008年，重慶市政府印發了《重慶市工業項目環境準入規定》。根據該規定，主城區不再規劃發展大氣污染嚴重的項目，上游地區不再布置水污染嚴重的項目，而化工、醫藥等環境風險高的產業向長壽、萬州、涪陵等周邊地區輻射。201年，南京市政府公布了《建立嚴格的環境準入制度實施方案》，將一批高耗能、重污染項目列入環境負面清單，禁止進入南京市區。從重慶和南京的經驗來看，我國各地環境準入制度的“城市中心主義偏向”表現的非常明顯。而因缺少針對污染產業的環境準入規范，農村產業市場準入門檻明顯更低。這種環境成本的差異，進一步推動了污染產業向農村的轉移，又因為缺少準入機制的攔截和篩選，大量污染產業向廣袤的農村地區擴散，難以真正實現污染集中防治和風險集中防控。
 

　　2 “多規混淆”，空間規劃體系銜接不足
 

　　我國已形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環境保護規劃等多項規劃并行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現了“多規混淆”的問題。對此，徐東輝(2014)對因工作目標、空間范疇、技術標準、運作機制等方面存在交叉和矛盾而導致了各個規劃之間不協調乃至相互沖突的表現進行了分析；朱江等(2015)認為，由于主導形態是縱向控制，而同一空間上的橫向銜接和聯系往往不足，造成了在同一橫向維度上不同規劃管控邏輯的矛盾，而這種矛盾正是空間管理問題的根源；鄧小云(2016)也指出，目前環保規劃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鄉規劃在相互銜接方面尚缺乏明確的指導性規定，面臨的困難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