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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爾
【中國環保在線 清潔能源】一方面是不斷增加的棄風棄光，一方面是不斷增加的裝機總量，我國新能源越來越陷入“邊建邊棄”的怪圈。面對愈演愈烈的棄風棄光，國家不斷采取措施進行化解。甘肅、寧夏、新韁、內蒙古、吉林等省區通過新能源與自備電廠電量置換、大用戶直購點、發展高載能產業、實施清潔供暖等措施擴大就地消納規模。但是有史以來嚴重的棄風棄電顯示，這些措施效果有限。
遍地開花暗藏消納困境 清潔能源疾呼破局良方
剛剛過去的一年，“中國已成為可再生能源市場的世界領頭羊。”日前，美國能源經濟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發布報告稱，2016年中國海外新能源投資同比增長了60%，增至320億美元。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大的6家太陽能電池板生產企業中的5家。在太陽能、風能、水電和相關行業方面的投資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是美國在該領域國內投資的兩倍以上。
該所所長蒂姆˙巴克利說：“清潔能源市場正在繁榮發展。在奪取這一市場更大份額的比賽中，美國已經遠遠落后于中國。”據可再生能源機構估計，新能源領域的810萬個就業崗位，有350萬個是在中國創造的，美國創造的只有80萬個。近日，據國家能源局相關負責人透露，“十三五”期間中國可再生能源總投資規模將達到2.5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近年來，中國清潔能源發展中棄風棄光棄水現象不斷蔓延，且呈加劇態勢。數據顯示，2016年1—10月全國棄風棄光棄水電量達到980億千瓦時，超過三峽電站全年發電量。其中，2016年前三季度，新疆、甘肅棄風分別高達41%和46%；2016年上半年，西部五省區棄光率為19.7%，其中新疆棄光率為32.4%，甘肅棄光率為32.1%。
與此相伴，據中電聯發布數據顯示，2016年1—9月，全國6000千瓦及以上火電裝機容量10.3億千瓦，同比增長7.3%。這意味著，當前中國僅火電裝機容量已經接近整個美國的電力總裝機容量。同時，2016年四季度，電煤價格急劇上漲，電煤供需形勢一度極為緊張，全國也在整個冬季經歷了嚴峻的霧霾考驗。
“原本期望借助經濟下行倒逼化石能源的使用，但現實中可再生能源反倒受傷大。”清潔能源市場人士分析說，經濟高漲時，一些地方不顧資源配置的供需平衡，盲目跟風風電、光伏等項目；經濟下行時，基于利益關系，地方政府首保本省火電消納，不顧甚至減壓社會投資的可再生能源上網。
他舉例說，西北某排名全國第二大的新能源大省，其新能源裝機容量達1950萬千瓦，但全省電網大負荷僅1300萬千瓦。電力需求疲軟背景下，2016年8月，不顧國家發改委3個月前統一規定，該省主管部門出臺文件，強行壓縮了2/3的可再生能源上網電量力保火電，引發市場一片嘩然。
目前，決策部門對可再生能源棄電困境高度關注。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能源局聯合發布多個文件以扭轉可再生能源發展困局。相關決策咨詢人士建議，國家應盡快出臺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管理辦法，明確地方政府、電網企業和風電企業的責任與義務，制定可再生能源交易機制和配額管理辦法，確定全國各地區可再生能源的消費配額比例。
“對待清潔能源，不能‘只管生、不管養’。否則成不了清潔能源強國。”他說。
“棄電”矛盾交織
“棄風棄光棄水，暴露了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問題。”北京理工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魏一鳴表示，中國資源集中的地方基本都遠離負荷中心，當地市場難以消納大量的電力資源，因而對跨區域輸電、遠距離輸電等電網建設提出了較高的要求。矛盾的是，在大范圍支持鼓勵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時，對配套的電網建設支持卻較少。
他認為，電網發展滯后，跨省、跨區通道能力不足，已成為制約清潔能源消納的剛性約束。以甘肅為例，甘肅省風光電90%以上在河西走廊，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遠離負荷中心1000公里以外電網末端而難以送出，風光電“過剩”矛盾十分突出。
另一個掣肘因素是，可再生能源資源為集中的內蒙古、甘肅、河北、新疆、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等地，恰好也是熱電聯產火電機組比重大的地區。冬季，出于供熱需要，熱電聯產火電發電負荷難以降低。熱電聯產火電機組占用了發電容量空間，清潔能源消納市場空間和調峰容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令人頭疼的是，可再生能源“棄電”背后的利益糾葛和羈絆。魏一鳴透露，風電、光電等企業大多屬于央企或社會資本，其利潤不歸當地政府所有且有較多稅收優惠，而發展火電會為地方帶來明顯的就業和經濟效益。這便導致了“以風補火”、“棄風限電”等現象。
對此，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所所長戴彥德則解釋說，經濟增速下降帶來電力需求的不旺，進一步加劇了地方之間、企業之間的利益沖突。特別是近年來，可再生能源大規模建設，“西電東送”從2015年起已全面形成買方市場格局。
比如，增加云電外送是消納富余水電重要的措施，但這勢必擠占廣東火電的發電空間。2015年，廣東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1.4%，但廣東省內火電機組利用小時數不升反降，原因是“云電送粵”同比增加2%，這激化了廣東火電企業與云南水電企業，以及兩省政府之間的利益矛盾。
當然，電力傳輸技術層面的矛盾也是重要原因。國家電網能源研究院副院長蔣莉萍表示，可再生能源的不穩定性是制約并網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傳統上電網的穩定性是靠電源的可調度性來滿足負荷的隨心所欲，現在可再生能源發電也是隨心所欲的，兩個都隨心所欲的話，系統怎么運行呢？”這對電力系統的靈活性和穩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過，在她看來，在整個系統的調度上，要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納能力，技術上并非做不到，當風電、太陽能等發電的時候，壓煤電的負荷就可以了，“如果在現有能源結構里燃煤機組壓縮10%，解決西北五省區棄風就沒有問題。”
這也意味著，燃煤機組就不能按照每年4500小時或者5000小時的負荷發電。但在現有的管理體制下，燃煤機組國家給予的是標桿電價。標桿電價是按照電煤價格確定，必須要達到一定的發電小時數，企業才能獲得合理的利潤。
“在目前的管理體制下，即便是現在能夠把電網建起來，棄風棄光等問題還是解決不了，因為你送來的電我不愿意要。”因此，在蔣莉萍看來，可再生能源棄電困境根本上還在于機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