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環境影響評價是減少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的前置性措施，環評分析項目建成投產后可能對環境產生的影響，并提出污染防治對策和措施，相當于環境保護的一道“閘門”。環評能否通過審批，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項目的終命運。
　　　　
　　環評，即減少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的前置性措施，相當于環境保護的一道閘門。
　　
　　環境保護部日前透露，《“十三五”環境影響評價改革實施方案》已敲定。“十三五”期間，環保部門將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以全面提高環評有效性為主線，以創新體制機制為動力，以“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和環境準入負面清單”為手段，強化空間、總量、準入環境管理。
　　
　　在規劃環評上，環保部表示將積極參與“多規合一”、京津冀空間規劃編制。同時，推行規劃環評清單式管理。根據改善環境質量目標，制定空間開發規劃的生態空間清單和限制開發區域的用途管制清單。制定產業開發規劃的產業、工藝環境準入清單。實現重點產業園區規劃環評全覆蓋，強化清單式管理。依法將規劃環評作為規劃所包含項目環評文件審批的剛性約束。
　　
　　此外，“十三五”期間環保部還將開展區域環境影響預警試點。以改善環境質量為目標，開展區域環境容量匡算和預警。開展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環境影響預警。開展典型重點開發區域和優化開發區域資源環境承載預警試點。開展典型限制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空間紅線預警。
　　
　　環評風暴進行時
　　
　　然而，2015年2月，中央巡視組在對環保部進行專項巡視時發現，環評之“任性”曾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誠如把關不嚴、批而不管、越權審批等亂象叢生，未批先建、擅自變更等環評違法違規行為大量存在，環評服務市場“紅頂中介”現象突出，環評機構資質審批存在“花錢辦證”情況。種種環評亂象，不僅為日后埋下了環境污染的“地雷”，而且給有些腐敗分子權力尋租提供了空間；更有甚者，它使得人民群眾對于環評產生了信任危機。近年來，在許多地方諸如PX、垃圾發電之類的項目遭遇當地百姓不分青紅皂白的“一邊倒”的抵制，即與環評造假帶來的信任危機有一定的關系。
　　
　　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對此曾公開表示，環保部將深化環評制度改革，要將環評機構從環保部脫離，徹底解決環評“紅頂中介”的問題，杜絕“卡著審批吃環保、戴著紅頂賺黑錢”；并進一步加大信息公開力度，把環評項目從環評開始到審批到驗收，全部向社會公開，做到“陽光環評”。
　　
　　如何才能確保環評不“任性”，真正成為防治環境污染的道“鐵閘”？首先要看到，環評之所以沒有發揮應有作用，主要與現行的體制機制有關。有環評能力和環評資質的機構都來源于環保體系內，環評資源由環保部門壟斷；環評機構作為環保部門下屬的事業單位，本身與環保部門多少有著或明或暗的關系，容易導致“紅頂中介”、權力尋租現象。而地方環保部門往往屈從于地方政府的發展沖動，導致環評“走過場”，使得未批先建、邊建設邊環評的現象屢見不鮮。因此，環評機構從環保部門脫離，是斬斷腐敗利益鏈條的必要之舉。
　　
　　環境管理制度之變
　　
　　而在國家環保局首任局長曲格平看來，“環保部真正的、大的權力是環評”。作為從源頭預防建設項目污染和破壞生態重要的一項環保法律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一直是環境管理制度的核心抓手。不過由于政府部門在環評工作中“重審批、輕監管”，導致很多環評報告的信息都存在虛假情況，環評機構也成了協助造假的“幫兇”，用陳吉寧的話說就是“卡著審批吃環保、戴著紅頂賺黑錢”。
　　
　　為此，環保部決定改革以環評為核心的整個環境管理制度。2015年12月4日，在“排污許可制度研討會”上，陳吉寧表示，環保部正著手建立覆蓋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業排放許可制，并強調要將排污許可建設成為固定點源環境管理的核心制度，進一步整合環境影響評價、污染物排放標準、總量控制、排污交易、排污收費等環境管理制度，實行排污許可“一證式”管理。
　　
　　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指出，過去，環評類似于營業執照，只是孤立地確認排污合不合法；改為排污許可證后，會根據這一地區的環境容量核發許可證，如果環境容量不夠就不發了，這樣一來環境管理就與環境質量掛鉤了。
　　
　　而在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會長趙笠鈞看來，過去在環評制度下，企業上一個項目只要環評報告通過就可以了，環保執法來了，環保設施就打開，走了再關上；將來頒發排污許可證，政府規定企業一年只能排多少污染物，企業則要根據自己的審計報告向政府部門“自證清白”，這樣就會促使企業自覺控制污染物，減少排放。
　　
　　“脫鉤”后水土不服
　　
　　然而，“轉企改制后的環評機構，大多還都比較依賴單一的環評業務。”中國環保產業協會環評分會理事長祝興祥調研后直言。而中國人民大學生態金融中心副主任藍虹也表示，目前“脫鉤”環評機構間確實存在業務較傳統、較單一，競爭力弱不適應市場競爭的問題，“做慣了政府單子，沒有生存壓力，不接觸市場競爭的事業單位環評機構，往往缺乏拓展業務、提升人才質量等工作的積極性，長期與政府的‘緊密捆綁’，讓這些機構每年都有充分的業務保障”。
　　
　　而且，還有已脫鉤的地方環評機構負責人指出，脫鉤前，機構中的環評師都有著雙重身份，既是事業單位的“干部”，又是環評公司的職工，時不時頂著頭銜受聘外單位做環評專家，還能有高于平時工資10倍的專家費用，因此，對于脫鉤后必須面臨的身份選擇，環評師心中難免“打鼓”，積極性也就不那么高了。業內表示，脫鉤后，原“體制內”環評機構不僅不再具有上述優勢，同時還需要面對市場上存在的惡意低價競爭等亂象，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也并不令人意外。
　　
　　改革往往伴隨陣痛，但原地踏步則更加不可持續。早在201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環評法》的執法檢查報告就表示，全國不少環評編制單位往往與環評報告審批單位存在利益關系，有些是其下屬事業單位，違反了《環評法》的有關規定。“改革不僅能倒逼環評制度的升級，更能為‘體制內’的環評機構‘松綁’，這些機構如果能夠及時重新定位，是能夠面對更廣闊的市場需求的。”因此，藍虹表示，業內及政府要接受改制后的環評機構被淘汰、被搶生意，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它們快速融入市場。
　　
　　（參考資料：一財網、華夏時報、北京商報、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