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市場行情】針對民間投資增速的持續下滑，國務院、發改委組織了總共15個督查組對30個省份進行了督查。經過專項督查和第三方評估調研發現，在部分地區、部分領域，存在著政策措施不落地、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以享受同等“國民待遇”、企業成本高負擔重等突出問題。
　　　　
　　2016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差距不斷擴大。與此同時，投資的區域與行業分化明顯。民間投資分化棋局根本上還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破解。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東部地區民間投資同比增長8.2%，中西部地區分別增長5.1%、1.9%；東北地區則遭遇“斷崖式下跌”，增速下降31.9%，在地域上呈現東中“暖”，中西部和東北“冷”。
　　
　　同時，民間投資在行業上也呈現“冰火兩重天”。一直以來，制造業和房地產是民間投資為集中的領域。而來自媒體的報道消息稱，目前傳統制造業民間投資乏力，而一些互聯網、信息服務、娛樂傳媒等新經濟領域則因民間投資意愿較高，“蒸蒸日上”。專家認為，經濟進入新常態后，隨著經濟結構優化升級，要素驅動轉換，必然出現民間資本在一些產能過剩領域逐漸退出，而在技術改造和創新，以及第三產業和新經濟等領域更加活躍。
　　
　　“提振民間投資的根本在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家行政學院經濟部教授馮俏彬說。只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民間投資才能從盲目變為理性投資，從無效變為有效投資，走向提質增效。
　　
　　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
　　
　　與此同時，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銀監會等部門日前組成7個督導組，分赴北京、遼寧、安徽、山東、河南、湖北、青海7個省（市）開展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導。下一階段，我國將從營造一視同仁的公平競爭市場環境、著力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切實降低企業成本負擔等多個方面同時發力，出臺一系列改進措施和具體政策，應對當前民間投資下滑的問題。
　　
　　據了解，具體措施包括，抓緊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放開民用機場、基礎電信運營、油氣勘探開發等領域準入，在醫療、養老、教育等民生領域出臺有效舉措促進公平競爭；堅決查處銀行涉企亂收費，引導金融機構運用大數據等新技術，創新適合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模式，推動大型商業銀行擴大服務中小微企業業務；進一步抓好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階段性降低“五險一金”費率等政策落實，抓緊對涉企收費情況進行全面自查、集中清理，堅決砍掉不合理收費和中介服務環節等。
　　
　　針對民間投資，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進行專門部署，從發布《關于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意見》，到下發《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民間投資有關工作的通知》，一系列改進措施和具體政策正在陸續出臺。
　　
　　同時，針對融資難、融資貴、投資方向不明等問題，各地方政府也陸續出臺了各種政策。例如，山東省鼓勵民間資本設立民間資本融資管理機構，針對當地實體經濟項目開展股權投資、債權投資、資本投資咨詢、短期財務性投資及受托資產管理等業務；內蒙古自治區、江蘇省、浙江省、重慶市等設立民營企業投資引導基金，在市政基礎設施、先進裝備制造、低碳環保、科技成果轉化等領域扶持創新型企業發展等。
　　
　　四大因素制約民資活力
　　
　　而在持續的政策紅利背后，分赴各地的督查組主要發現了四大類問題，包括：屢遭“白眼”頻“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抽貸、斷貸現象突出，融資難仍普遍存在；“門好進、臉好看、事不辦”，審批繁瑣依然突出；成本高、負擔重，影響企業投資意愿。
　　
　　無獨有偶，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勇在介紹福建和江西有關督察情況時就曾公開表示，企業在督查當中也反映出不少問題，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策法規落實方面，一些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缺乏配套細則，有的政策針對性、操作性還不夠強，一些個別地方對國家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執行還不到位。二是在政府管理服務方面，行政審批有待進一步精簡優化，地方監管服務能夠有待同步提高，需要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更好地維護公平競爭。三是市場環境建設方面，玻璃門、旋轉門在一些地方、行業仍不同程度存在，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企業負擔重，各項生產要素成本較高的問題還有所表現。四是企業自身發展方面人才缺乏，用工成本高，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相對滯后，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核心競爭力不強，缺乏技術創新等等，在座談當中企業家們也都做了這方面的反映。
　　
　　然而，中國黃金集團經濟學家萬喆近日發表文章稱，去產能不是民間投資下滑的主要原因。民營企業投資減少，也不是因為經營變差引起的。萬喆認為，民間投資縮水如此厲害是因為趨利避害的天性。民營資本這種趨利避害的天性，是其能夠成為市場活力源泉的原因，但在發生了經濟調整或者下滑的時候，往往會向著更壞的方向加速度行進，如果任由其“自由”生長，難免要經歷一個壞的結果，一個漫長的衰退。
　　
　　萬喆進而指出，民間資本不夠有信心問題或者正出在政府的加大力度支持市場上。當政府進行市場干預的時候，民間的反彈聲浪就會特別大，企業的擔心是，會不會有政策的不確定性？而這種憂慮應該來自于當前許多政策的不一致性。
　　
　　民間投資的死穴
　　
　　因此，在眾多業內人士看來，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但這項改革要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銜接起來。讓市場在自由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乃是解決供給側問題的根本之道。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針對國有企業的來講。
　　
　　尤其針對東北、西部的傳統國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版，五大任務，哪一個是針對民間投資和民營企業的？都不是。聯想、海爾早就是零庫存，小米這樣的企業還在搞饑餓銷售，華為的產能一直在擴大，而降成本、補短板對于都已經歷練了30多年市場經濟的民企而言，簡直是小兒科，他們哪個不知降成本，而補不補短板完全取決于企業自身發展戰略，該補則補，不補照樣可以做獨角獸。不能說國有企業出了問題讓全社會來吃藥。在各地壓產能的過程中，一些經濟效益和發展態勢不錯的民營企業，也莫名其妙的受到限制。
　　
　　其實誰都知道，對民營企業、民間投資而言，只要抓住需求這一件事就行了，迎合市場，甚至市場乃是的生存法則。消費升級，主流換擋，文化教育娛樂醫療旅游休閑養老，可做的事很多。供給側不僅有過剩問題，也有供給不足的問題，而供給不足恰恰都在以上民生領域。缺的就是平等進入、公平競爭的政策。未來，必須著眼于市場化改革，重建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
　　
　　事實上，自從2003年國資委成立以來，“國進民退”，從初的擔憂，到今天民間投資的斷崖式下滑，終于塵埃落定。我們認為，所有的這些，其實還只是現象。改革的方向在哪里？民營經濟何時才能解決理不直氣不壯的問題？這才是民間投資的死穴。
　　
　　（參考資料：新華社、經濟參考報、財經網、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