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今年1至4月，民間投資增長5.2%，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5個百分點，比全部投資增速低5.3個百分點；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62.1%，比去年同期下降3.2個百分點。其中，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投資增長3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2個百分點。

國務院所有在京領導，以及31個省（區、市）政府負責人和各部委負責人齊聚中南海國務院會議室，只為了部署一件事：促進社會投資健康發展。

“這樣隆重的陣容討論這樣一件事，之前沒有過先例。”國辦的一位工作人員說。

作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民營經濟近年來每年創造了60%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80%左右的社會就業，超過50%的財政稅收。民間投資更以超過社會投資的速度快速增長，占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60%以上。但從2015年四季度以來，民間投資增速出現了明顯回落現象。

為此連續多次開會，部署擴大社會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工作。2016年5月，他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6月的一次常務會議專門聽取民間投資政策落實專項督查工作匯報，僅這項議題就足足討論了3個多小時。這一次，再一次召集全國各省（區、市）政府負責人齊聚北京，專題部署進一步調動社會投資積極性這件大事。

“我們今天開這個會，就是要抓住一點，帶動全局。”開宗明義說，“要在看到成績、堅定信心的同時，抓住社會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這個影響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關鍵點，發揮促進發展的千鈞之力。”

中國經濟“期中成績單”
　　
國家統計局15日發布的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8%，創下多年新低。另據媒體的報道消息稱，上半年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約15.8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名義增長2.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4.7%），增速比1—5月份回落1.1個百分點。

面對跌入“谷底”的民間投資，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分析稱，民間投資增速的回落，跟經濟結構調整有關系。他表示，民間投資中50%左右是制造業投資，中國經濟進入轉型發展新階段以后，傳統行業由于產能過剩比較嚴重，所以需要進行市場出清。市場環境偏緊，加之工業品的價格在持續走低，所以企業投資意愿不強。這是民間投資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近期國務院九個督查組對中國各地調查發現，一些地方存在對民間投資進入準入門檻過高、改革不到位的情況，還存在不少“玻璃門”、“彈簧門”，這些門檻的限制，也不利于民間投資增長。另外，跟民間投資融資的成本有關，民間融資主體很多都是小企業，存在貸款難、貸款貴的問題，影響了投資的增長。

不過，盛來運表示，目前一些先行指標表現不錯，誠如固定資產投資的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上半年增長25.1%，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同時，近期市場環境有所改善，尤其是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的降幅在持續收窄，這一點對企業的利潤有好處，同時也有利于刺激或者吸引民間投資。

　區域分化日漸凸顯

　　具體來看，誠如東部地區上半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達到73208億元，增長8.2%，增速比1—5月份加快0.2個百分點。而中部、西部上半年民間投資額分別為46368億元、30618億元，分別增長5.1%、1.9%，增速分別比1—5月回落0.6、0.1個百分點。而東北地區上半年民間投資額為8604億元，增速下降31.9%，降幅比1—5月擴大2.6個百分點。

廣東社科院區域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認為，產能過剩導致競爭激烈，民營資本會萎縮，全國都存在這樣的問題。但是東部地區如廣東，民營資本雄厚，民營企業的基礎比其他地區更深厚，“超大企業有一定和抗寒能力，并且這些大企業的投資已進入新階段，一些好的項目需要資本支撐，一般中小企業根本做不到”。“另外經濟發達的地區國有企業相對弱一點，民營企業的經營空間大。”丁力說。

與此同時，民間投資分化的情況，不只是區域板塊有分化，一些板塊內部也呈現明顯分化。盡管東部地區民間投資增速普遍較快，但與廣東19.6%的增速相比，浙江就只有4.5%，上海只有5.3%，北京則為—10.4%。而在中部，江西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為9.3%，湖北則只有1.4%。西部地區省份也存在同樣的情況，如上半年重慶民間投資增速為9.5%，貴州前5個月增速為12%。

呈現“斷崖式”下滑
　　
另據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報告》（下稱《報告》）指出，金融抑制背景下，民營企業始終面臨較為嚴重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導致投資積極性持續下降。《2015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66%的企業反映“融資成本高”，比上年進一步提高了6個百分點。

“市場準入限制導致民間資本可涉足的領域受限，尤其是難以進入擁有較高回報率的金融、醫療、養老等第三產業。”《報告》稱。陳彥斌認為，上述兩項原因是導致民間投資持續快速下滑的根源。除此之外，《報告》顯示，由于第二產業的民間投資占整體第二產業投資規模的比重高達78%，當前“去產能，去庫存”等政策更多是制約了民間資本的投資空間。

民建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馬光遠并不認為民間投資下行反常。他說，大量的投資都在制造業領域，制造業不賺錢了，為什么還要投資？“國務院調查一圈回來，講的都是法律法規執行不到位，政府職能轉變有問題，融資難融資貴，國民待遇沒有解決，稅負成本負擔重等等，這些都是老問題。以前為什么能在那么大的壓力下保持高增長，現在突然下來了？”馬光遠說。

有著相同觀點的，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他指出：“國有企業的強勁投資是導致目前民間投資‘被擠出’及其增速斷崖式下滑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報告》指出，政府投資力度的不斷加碼已難以止住全國投資增速的回落態勢。2016年以來，政府投資是拉動全國投資增長的核心力量，該趨勢在6月份依然延續。

環保難喚民資熱情？
　　
而就環保產業來看，“其中，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投資增長3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2個百分點。”6月6日，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執行秘書長馬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環保行業民間投資下滑，主要有下述六方面的原因。

馬輝分析說，在環保項目投資合作中，目前主要存在兩種形式的人為市場壁壘：一種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壁壘，如外地企業取得當地環保項目投標資格的程序繁瑣、涉及部門眾多，時間成本和資金成本相對本地企業有很大的增加；如有些地方政府要求外地企業與本地企業合作才可參與競標等。另一種是針對企業身份的壁壘，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某些因素在項目操作中出現暗示甚至命令，要求優先考慮國有企業，造成了環保項目中企業身份的壁壘。

其次，在環保項目運作和實施過程中，“低價中標”事件頻頻發生，引發行業熱議，并出現惡性競爭。馬輝表示，在環境技術及運維管理未有跨越式突破，環保行業融資的財務成本及稅費普遍增加，環境治理設施持續提標改造的大背景下，環境服務價格尚不存在大幅度降價的現實條件。“這種惡性低價競爭，不僅增加了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履約風險，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的內生動力，而且挫傷了多數以高標準高品質要求的環保企業的積極性，加大了環保設施運營的環境風險。”他說。此外，支付機制不健全、風險分擔機制不健全、中小型企業融資成本高、企業技術研發能力有待提升等因素亦造成了民間投資“站在門外”的尷尬處境。

針對上述問題，環境商會建議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健全相關條例、規范等，提高項目操作透明度，減少民間投資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不公平現象。協調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收益與風險配置，建立污染減排的激勵機制，完善環境公共服務價格形成及調整政策，完善環保行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完善環境第三方治理運作機制。

（參考資料：新京報新媒體、21世紀經濟報道、一財網、中國青年報、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