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1日,環保圈的微信群里開始了紅包接力。這不是為了提前慶祝六一,而是因為歷時三年、易稿五十余次、俗稱“土十條”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終于揭開了神秘面紗。
自2013年抗擊灰霾的“氣十條”頒布以來,按照氣、水、土等介質治理污染的環保三大戰役——國務院頒布的三個“十條”,終于聚齊。“到2020年,全國土壤污染加重趨勢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環境風險得到基本管控。”接下來的五年內,如“房價上漲趨勢得到初步遏制”般,“土十條”的短期工作目標似乎并不雄心勃勃。
相較于水和大氣,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相對滯后,“土十條”首要任務還是摸清家底,目標也很長遠——到本世紀中葉,土壤環境質量才能全面改善。但對于修復市場,萬億紅包的說法卻已不絕于耳。
而用5年的時間,遏制全國土壤惡化,難度巨大。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認證認可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唐茂芝指出,受污染的土壤可以通過修復降低其風險或危害,恢復其功能,但一般需要大量的資金和較長的時間。目前土地修復一般運用物理、化學和生物3類方法以減少土壤中的污染物。有的時候根據土地污染的情況,綜合采用多種技術。
另外,根據土地污染程度、污染物類型等不同土地修復的成本也差別較大。農用地治理與修復成本每畝從幾千元到幾萬元,污染地塊土壤治理與修復成本每立方米從幾百元到幾千元。“土壤需要的是是幾十萬億元乃至更多的投入,這個認識已經在業內稱為一種共識。”
而在業界資深人士魏麗看來,中國土壤修復行業的現狀是:“技術不缺創新缺,人才不缺專才缺,場地不缺資金缺,效果不缺時間缺。”魏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如果國家進一步完善、細化相關法規制度與規范,進一步鼓勵科研機構及企業自主創新,企業能夠主動作為,朝專業化方向發展,紅海也能變成藍海。”
有著同樣觀點的來自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陽生。在談到我國土壤治污的處境時,劉教授形象地介紹說,“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他認為,土壤修復行業的核心問題是技術創新,國家需要加大資金投入。重點不是推多少示范項目,而是要加大技術創新方面的投資,在技術研發的同時做好示范。國家應該把資金投到前端的科研中,注重人才的利用。
劉陽生進而介紹說,我國的土壤修復可以分為場地修復、農田土壤修復和礦場地修復三大部分。對于工業場地搬遷以后的污染場地修復,目前國內企業主要照搬國外的技術和設備,但國內地質層級結構和國外不同,引進的技術還存在消化吸收問題。劉陽生說,“國內的很多企業不懂得這個道理,直接把國外的東西拿過來用,不利于專業人才的配置,這是錯誤的。”
而事實上,“與大氣、水污染治理相比,我國土壤污染治理剛剛起步,總體差距較大。可一旦市場打開,其規模將遠遠大于大氣和水污染的治理。”環境保護部生態司司長莊國泰表示。廣西環保廳總工程師鄧超冰指出,下一步,我國應進一步加大對重點區域環保部門的投入,全面加強環境監測、監管和應急能力建設,同時建立環境風險和應急預案的評審和備案制度。
圍繞關鍵技術,加大研發與應用力度,可促成科研與治污的雙贏。“我國擁有處于水平的土壤修復礦物技術,只要各級政府足夠重視并給予配套政策,土壤修復改良有望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極。”中國科學院地質專家劉建明博士說。
采訪中,一些科研人員建議,可分類型對土壤治理采取不同形式的治理模式,探索“誰治理誰受益”的模式,對土壤進行修復。此外,一些環保企業負責人認為,通過PPP、BOT等模式,也有利于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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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綜合法治周末、南方周末、中國企業報、半月談網)